《平原上的夏洛克》：人情社会真那么糟糕吗？
▲《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的所有演员都是导演徐磊的亲戚朋友。（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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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提及人情社会总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人情社会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人情社会是不是比无情社会好一点，这是我一直想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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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缺钱，想着家里还有一匹憨马，打算卖了救急。那马儿虽憨，却也任劳任怨、有情分，超英舍不得。“我不卖了！”超英后来知道，买家是专门宰马冒充驴肉的，他倒贴了钱，把马儿赎了回来。憨马赔了钱，超英心里反而高兴。他有一副仁义心肠。
超英是华北平原上的农民，也是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里的一名“侦探”。他攒了钱，要盖新房子，老朋友树河、占义都来帮忙买建材、和水泥，新房子的瓷砖立面上要有“幸福家园”的图案。
但树河被车撞了，昏迷不醒。肇事者逃跑，并且现场没有摄像头。超英没说二话，把建“幸福家园”的钱拿出来，送进医院。要不要报警？城里人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到村里成了问题。说是意外，“新农合”可以报七成。报警说被撞，抓不到人，就不给报销。这是导演徐磊在自己村里遇到的一桩真事。
徐磊老家在河北衡水深州乡下，离县城二十多公里。他小时候干农活，天天浇地，看西瓜。一个亲戚被人撞了，肇事者逃了，几个老头一凑合，也想去找肇事者。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现实中的“追凶”是不了了之。但在电影里，它有了另一个结局。
拍这部电影时，徐磊很羡慕家里亲戚多的导演——亲戚多，能用的演员就多。徐磊父亲徐朝英饰演超英，一位叫张占义的亲戚饰演占义，片中其他演员也都是亲戚朋友。
超英和占义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找出肇事者。他们找到村里的神婆，这对华北平原上的夏洛克与华生，有他们对待世界的方法和逻辑。神婆指着一个方向，说出了一条线索，他们的“调查”就从神婆手指的方向开始。这一幕也许看上去荒诞，但透着真实——几个农民，没有社会关系，怎么找到肇事逃逸者？
带着村里人的仗义和神婆的直觉，超英和占义进城追凶，碰到的是城里的规矩。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只是那辆偶然从城市边缘经过的轿车，将他们编织进城市的罗网。一开始，徐磊只是在剧情上表现城乡差异——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求神婆？超英和占义都给出了与城里人相反的选择。
他们莽撞、不懂规矩，去学校里找车，为了躲避保安，偷穿了校服；潜入私人小区找车，偷穿了外卖员的衣服。他们不得不冒充各种身份，潜入城市的角落，和各种规矩玩捉迷藏。没钱的时候，就想起要卖那匹憨马。
▲ 村里一个亲戚被撞后，超英和占义踏上了进城侦查之旅，他们决心找到肇事逃逸者。 （资料图/图）
超英和占义的进城之旅使该片看起来就像一部混搭的类型片。徐磊不否认写剧本时暗合了一些类型片元素，比如两人的换装。“打动我的是那种身份的反差，他们为什么要转化身份，是生活的压力给的，生活的压力会使人异化。”
电影的另一面则是随着超英和占义的旅途逐渐显露出来的华北农村社会。徐磊是土生土长的华北农村人，在村里念完了小学，尽管后来远离了农村社会，但他仍然记得农村的人情观念。“现在我们提及人情社会总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人情社会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人情社会是不是比无情社会好一点，这是我一直想讨论的问题。”
“人情社会”在影片中成了一个中性词。超英和占义因为熟人的关系在城市中获得了仅有的线索，却又因为人情社会的各种掣肘让真凶难以伏法。徐磊认为自己无法呈现抽象的人情社会或者无情社会，只要是具体的、微观的，那就一定是多面且复杂的。
城乡差异多次被并置于同一镜头之内，荒诞感由此产生。徐磊选择2.35：1的画幅来表现这种荒诞。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共生于同一画面之内，演员们的“迟钝”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格格不入。素人演员的滞涩，被徐磊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一场戏结束了，演员们还愣在那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电影在西宁FIRST电影节放了三天，有一天的放映效果特别好，观众笑得徐磊都“有点发毛”。他问制片人，“你们是不是找托了？”
“那些人没有被一个规则框着，特别朴素、生猛，就是那种东西打动我。”徐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超英身上那股讲仁义、认死理的劲儿，其实也是父亲徐朝英身上的东西。母亲对徐磊说，“这片子卖不出去也没事儿，毕竟你给你爸拍了个电影，等他老了还能看看。”剧本原来的走向是超英在压力之下变成了坏人，但徐磊不忍心，还是改了，“舍不得让他黑化”。
超英和占义始终没能黑化，身上仍然带着老派村里人的人情味儿——他们就是要找到那个肇事逃逸的人，他们认为撞了人，就要担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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