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总医杀医案忧思：谁该为频发的暴力事件负责？
事发后，民航总医院安保警戒升级。对于今后避免此类事件，仅投入防御式的保护并不能解决
文 |《财经》记者 辛颖 姚佳莹 孙爱民
编辑 |王小
患者家属伤医事件再发生。
2019年12月24日早上，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值班过程中，遭患者家属行凶伤害，颈部严重损伤。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0时50分不幸去世。
事发后，整个医院都变的紧张起来。
12月28日周六上午，民航总医院急诊候诊区的病人零星几人，一位前来就诊的老人戴着口罩，自己不能说话，陪同就医的家属对病情描述略有些急切，和护士刚说两句就提高了嗓门。立刻，走来一位安保人员，站在患者身后侧耳听他们在说什么，看后来沟通顺利，又默默走开。
大约15分钟前，医院安保负责人刚刚开会强调纪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哪怕你去喝水、上厕所也必须要做好离岗登记，换班时严格按要求交接”。
民航总医院还进行了硬件升级，急诊科分诊台正在更换监控设备，新增加现场收音功能。
原本出入并不严格限制的急诊区病房启用电子门禁，按门铃说出病床号进入，护士站还会提醒随手把门关严。
杨文的受害地点，急诊科抢救室也将进行一项改造，因为考虑到抢救室病人不能转移，医生和项目负责人沟通，将改造区围起来，选择噪音最小的方案，大约半天能完工。
一位患者听说医院要增加安检设备，“应该是怕带刀的进来”。
当层层的防护建立起来，医护人员是否对自己的安全就此放心？在不可挽回的悲剧后，谁该为保护医生负责？
患者家属曾质疑治疗方案
12月27日晚，一篇以杨文同事身份介绍患者就诊经过的文章在网络受到关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医生李少雷实名转发。该文称，患者是一名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鼻饲营养，杨文为首诊医生。
12月28日，朝阳医院急诊科分诊台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从民航总医院转诊来的95岁患者正在重症监护室第二监护室。不过，该患者具体情况，现不便于对外提及。
而在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已宣布，犯罪嫌疑人孙文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批准逮捕。
根据上述文章介绍，患者多器官重症感染并伴有心衰。在抢救室救治的半个多月中，患者家属诸多不满，“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和怀疑我们的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都不同意”。
还不时威胁“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
“患者家属对医生不收住院，未作进一步规范治疗，曾有所质疑。”民航总医院一位并未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生向《财经》记者介绍，从患者入院起，家属情绪就较激动。患者整个医疗过程都发生在急诊，包括急诊挂号、急诊留观、急诊治疗，并未收院。
该医生推测，“并不是担心承担风险”。民航总医院此前收院治疗的患者中，一些癌症患者住院后只能输营养液，只剩下一两周的生命，医院也未曾拒绝收治过。
而上述文章中对未将患者收治住院也有解释，“天天犯浑的一家人，谁敢接诊收治？”
民航总医院一位护士告诉《财经》记者，“抢救室的医生每天是轮流值班，没有固定的接诊医生，很多医生都接诊过这位患者，出事当天是杨大夫在值班。”
“老人家属挺多的，有的时候七、八个都在抢救室陪着，我们感觉每个都挺容易激动的。”上述护士说。通常医院抢救室规定，只能有一个家属陪同。
截至记者发稿，各官方通告中未涉及家属对救治情况的具体介绍。
上述民航总医院医生介绍，在24日杨文遇害约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了一个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但抢救小组到达抢救室时，杨医生已无心跳、呼吸。
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做出回应，“这不是一起所谓的医患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民航总医院官方、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医师协会相继发文悼念杨文医师，谴责暴力伤医行为，呼唤社会呵护医生。
医护工作人员安全受到关注并非个案。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的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统计显示，近10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急诊科更是重灾区。《中国社区医师》2019年刊登文章指出，医疗机构场所暴力已经成为一项全球问题，而急诊科又是暴力事件的高危科室，急诊科医务人员是暴力伤害事件 最为直接的受害者。有文献报道，96.65%的急诊医护工作者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暴力事件，多为言语辱骂和威胁。
上述文章还指出，国外研究显示，急诊工作场所护士遭受暴力伤害的发生率达到60%—90%。北京地区护士遭受暴力事件发生率达89.9%，香港地区约76%的护理人员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美国护士协会指出，43%的护理人员遭受口头及身体威胁。
谁应对保护医生负责？
12月28日上午，杨文医生此前的患者和朋友自发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悼念。
最初，在急诊科门口仅摆了一张小桌，后来陆续到来的鲜花多到连桌子周围的地上都放不下，院方又临时在旁边搭建悼念区，并摆放了杨文医生的照片。
前来悼念的人相互没有交流，只是默默地把花整齐的摆放在那里，离开。
离民航总医院医院最近的一家鲜花小店，白色的花一上午就卖光了，连淡绿色的也只剩下两朵，店主决定立刻去进货，“一个小时就能回来”。
悲痛过后，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法律的威慑是其中一环。12月28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表决通过，作为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确定了医生
其中明确指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香港地区对防控暴力伤医事件就有专门性立法，其地方性法例第113A章《医院管理局-附例》第七条、九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医院内使用可能令人厌恶或烦扰的言语；不得作出不雅或影响秩序的行为；除非获得医管局授权，不得处理、扰乱或以其他方式干扰医院内的器材等。否则，就构成违法，首次定罪可处罚款1000港元，再度定罪则可处罚款2000港元及监禁一个月。
针对防控暴力伤医，还可对医务人员定期培训、医院制定防控措施。北京一位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医院会有如何进行医患沟通的培训，但没有涉及到暴力伤医防控方面，而且“大家太忙了，没有时间关注这件事”。
在中国，大医院医生的超负荷工作，众所众知，而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看病也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历。暴力伤医的前站，是数量更多的医患纠纷，大医院吸收了庞大的疑难杂症与危重患者，这些都导致了大医院更容易成为医患纠纷的爆发地。
当“看病难”成为医患双方每天都要面对的困局，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善意也在被日益消磨。
于是，更严格的安保措施屡被提及。一位近日在夜间到天坛医院就诊的患者向《财经》记者介绍，急诊候诊区就有栏杆，要看过你手中的排号才能进入，急诊内科和急诊外科门口各配一名安保人员。
然而，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还需要多少这样的警戒线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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