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才是我们的命运

1月29日是邓丽君的生辰。事隔多年，当时的风流早已雨打风吹去。再多致敬和纪念，也不过是对古早时代那种单纯美好的想象，以及由此衍生的虚无缥缈的自我感动。

即便邓丽君是目力所及最能诠释“哀而不伤”的女星，恐怕也和圆满无关。某种程度上，鲜衣怒马呼风唤雨，有华人处就有邓丽君的歌，光芒过盛，反倒深藏了暗影。

有大量著作和讲述，指向邓丽君奢侈的生活。《情人的眼泪》的原唱潘秀琼曾经回忆说，按邓丽君的排场，吃顿午饭也要几千元。可邓丽君的最后几年，却离传统意义的幸福观相去甚远。

《漫步人生路》里，邓丽君唱郑国江填的词：“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像极了自我的隐喻。

而韩松落写邓丽君，有一句更准确：那些唱歌的人，都长得那么美丽了，为什么还要唱些幽怨的歌？……人，永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和冥冥中那只“翻云覆雨的手”，也没有关系。得不到，是人的命运。

凡人有凡人的苦衷，天才也有天才的劫数。借用蒋晓云的话，再顺遂的人生，也有别人看不见的遗憾。

这番道理，顺境中人不爱听，逆境中人想起，又容易颓唐。可是，也许唯有平常视之，才能领略命运的真谛。

去年早些时候，吴念真来上海宣传他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和他有一次访谈。

见面那天，他穿着棕色条纹毛衣和做旧的浅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工装皮鞋。说到旧事，黑框眼镜背后是明亮的眼神。我们聊了很多，譬如媒体加封的“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或者也得益于出身矿区、年幼贫苦，初中毕业就到台北打工的经历。

1970年代的台北面临急剧的工商化，15、16岁“台漂”的年轻人，耳闻目睹的是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却只能几个人挤在小阁楼上，互相安慰，同时给老板打伤的创口敷药。但彼时的吴念真却相信，“只要脑袋里存有希望，整个人就会有力气。心里面有一个人在，我们就不会寂寞。”

后来，吴念真吃了更多的苦。做了一辈子矿工的父亲，老来患上矽肺病，不堪折磨，跳楼自尽。守灵的时候，他一直和弟弟妹妹说父亲的笑话，以此填充内心巨大的空洞与酸涩。再度提及这些，他好像也通透了：“人生到这种年纪了，也经历过很多大的撞击。生活就是这样，苦乐交替的嘛。”

这让我想起他在《这些人，那些事》里引用麦克阿瑟的语录：“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当伤逝过去，生活还要继续。试图抓住什么，往往总得不到。一旦懂得了，一切却又走远。

杨德昌电影《一一》中的吴念真

人生其实是很危险的。任何时刻的行差踏错和鬼使神差，都会导向截然不同的岔路。仅存的安慰是，得不到，才是我们的命运。接受这一点，才不至于太偏执，然后好安心地卸下包袱，埋头努力。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