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习惯重于方法》摘录

施明德对付女人有一套，并将那一套提升为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简单明了可执行，一时成为男人的行事典范。不过李敖对此有后现代式的调侃，他说，不主动你就爬不到美女身上，不拒绝丑女就爬到你身上，不负责，现在有DNA鉴定，你逃不掉。关于主义的一来一往，望文生义没有问题，细究下去也有道理。这就是传道的魅力。

尽管说要多研究几个具体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也还是有他的主义，这本书录的就是他关于读书做学问的主义。贯穿来看，读书做学问要做到“不懒惰、不苟且、虚心”（p059），有时候归纳成“勤、慎、谦”（p009），有时候又扩展成“勤、谨、和、缓”（p092）。习惯的养成有赖于方法，读书方法上胡适追求“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其中尤以“手到”为要，包括（一）标点分段，（二）查参考书，（三）做札记，札记又包括抄录备忘、提要、心得、融会贯通之后作系统文章（p012），等等。胡适尤其推崇台大老校长傅斯年的那句经典台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方法影响很大，以致到后来，胡的学生李敖号称自己很少有完整的一本书，都被动手动脚剪去做证据材料了。

科学研究方面，他的主张就是那句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科学的精神，就是“拿证据来”（p046）。这里的科学包括实验科学，也包括历史科学，不然胡博士的博士头衔再多，怕也不敢专言。为此，书中举了很多笔墨官司，尤其是他自己参与的笔墨官司，比如戴东原冤案（p139），以及官司，比如堪比包青天胜似狄仁杰的张淏断的几个案子（p137），来表明考据所需要的功夫，甚至还就证据单独列了提纲，先把自己拷问一遍，具备真实性和相关性的证据才可以派上用场。

但是，光有方法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就呢？胡适对此持怀疑甚至颠覆的态度。他举了自己写禅宗史的例子（p101），假设也够大胆了，但就是遍寻不着神会和尚的事迹，无法取得进展，直至在国外看到了敦煌的卷子；他还举了同时期中国故纸堆和欧洲科学研究成果震撼对比（p115）的例子，来凸显“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时你用什么材料”（p123）。胡适对材料，尤其是直接的材料非常看重，他认为“搜集史料重于修史”（p132），保留材料要尽量原始，尽量广博，什么记账簿，什么唱本，都该收集，因为他跟傅斯年一样，觉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p102）。

总而言之，读书做学问，方法和材料都很重要，但习惯尤其重要，要做到“勤、慎、谦”，不能懒惰、苟且、自大。胡适尤其反感懒惰，“懒是最要不得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只愿意谈主义而不愿意谈具体的问题，也是因为懒，避难就易，研究问题困难，高谈主义容易（p127）。做学问的时候，思维要放开，做到大胆假设，但是求证要小心，求证的时候尤其要关照材料的真实性和相关性，否则就容易造成类似于“戴东原冤案”的错误。

胡适自身已然实现了他所期望的“把两项遗产打成一片”，即：既有朴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也有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p151）。更要紧的，他用通俗简洁且极富魅力的语言，向他的读者传递了积极的能量，摒弃了认识的误区，告知了能顺利抵达彼岸的方法。他要求青年“不要抛弃学问”，养成良好的习惯，并备上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分别是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p166），要创造条件学习，而不是等有了条件再努力，“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莫如善用时间，哪怕缓慢，但要持久，“你的最大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正是“要把金针度与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