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来说，摄影术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400多年前，大家都知道，摄影的基本原理是小孔成像，而这一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前480？~前389）的著作的《墨经》中就有记载。
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
但这仅仅是对这一现象的记录，而并非是成型的试验结果或理论。
而西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关于小孔成像现象的描述来自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论问题》。
中国首次对小孔成像原理详细描述出自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他用『格术』对小孔、凹面镜成像做出了解释，开辟出『格术光学』的新领域。
由于中国农业社会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在摄影术由原理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我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致使现在大家所用的相机，基本上都是舶来品。
我们现在公认的现代摄影术诞生于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后人将法国政府买下『银版摄影法』的这一天 —— 1839年8月19日 —— 定为现代摄影术的诞生日。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摄影术的诞生，给人类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并很快风靡了世界。
国外一些书中描写到：
“摄影技术！它以彗星爆炸式的威力，突然涌现于一向平静而又自满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达盖尔在1839年发表了他的摄影制作法，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意。不论是巴黎还是伦敦，两地的光学商店（人们在那里购买到镜头），以及药房（那里出售冲洗药品）都突然挤满了摄影爱好者，急于购买自己的摄影机和感光版……”
“这种潮流及活动，遍及世界各地，仅1853年，美国就有一万多人拍摄了三百多万幅照片。在伦敦，人们可以租用装有玻璃天棚的摄影室来拍照，租用黑房进行冲洗；1856年，伦敦大学的课程甚至增开了一门摄影技术课。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消遣事业诞生了”。
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沿海五个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划为通商口岸。优惠的关税协议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各国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在日益频繁的外交、经济贸易活动中，摄影术开始传入中国。
1844年10月，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 (Jules Alphonse Eugene Itier) 作为法国海关总检察官随同赴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法国外交使团，乘坐法国“西来纳号”三桅战舰带着达盖尔摄影机抵达澳门，拍下了一批澳门最早的照片。其后，又换乘“阿基米德号”赴广州黄埔港，拍下了一批中国内地最早的照片，包括现在收藏在巴黎法国摄影博物馆的两广总督耆英的半身像。他的照片以银版相片为主，集中在澳门以及广州，拍摄数量极少。
除了军官和外交家，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在中国拍过照片。
与早期这批从事摄影活动的西方人士几乎同时活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他就是广东人邹伯奇（1819─1869）。邹伯奇是一位科学家、数学家，对小孔成像等光学现象都有研究。1844年时，他已制作了一架盒式相机，并完成了《摄影之器记》这篇专著，对照相的光学原理作了描述。
不过，关于邹伯奇制作的这部照相机，并不能尽信。根据史料描述，这部摄影器在操作时，竟以白纸临摹景物。可见这部所谓的照相机，其实更像是中世纪人们临摹建筑的暗箱。
邹并没有提到如何定影，不过他用玻璃版拍了好几张人像照片。邹的摄影术有可能是自创，至于他有没有受西方科学的启发，还有待证据证实。邹对西文科技文献有所接触，他还提到过西方光学源自中国古代墨子的理论，且在书里展示了一批光学仪器。
19世纪，中国人对光学的兴趣大增，除了邹伯奇以外，郑复光（1780 ─1853）也曾在1846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光学论著，其中一章还提到了“绘画辅助用具黑匣”，并辅以插图，即为西方人所用的“暗箱”。
郑复光的旧友、科学家黄超之女黄履还曾自造了一架特殊的“镜匣”（cameral lucida）。她的镜匣据说与众皆异，有四组镜头，“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景，平列其上，历历如画。”不过，就戴维·莱特（David Wright）的研究来看，黄履的镜匣究竟是只能成像，还是同时能够拍摄照片，我们并不十分清楚。
因此可以推断，在西方人来华之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已经可以掌握能将光学定影成像的方法。
1858年，瑞士人皮埃尔·罗西耶 (Pierre Joseph Rossier) 将立体摄影引入香港与广东，他是首位来到中国的商业摄影师。
1860年，意大利人费利斯·比特 (Felice Beato) 带来了湿版摄影，他是首位捕获紫禁城画面的摄影师。他的活动范围以香港、广州、天津、北京为主。也拍摄了很多鸦片战争中的历史画面。
这张北塘炮台展示的拿木枪的清军士兵蛋白版照片，是 Beato 在中国拍摄的最早一批照片之一，如实的记录了当时清兵抗敌的情形。Felice Beato是最早把中国影像传播到西方社会的先驱摄影家，正是由于 Felice Beato 在1860年拍摄的一系列照片，如实的展示了中国的社会现状，让西方人第一次从照片上见到了中国影像。
Felice Beato 应该算是世界摄影师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随着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进行摄影报道的战地记者。
不同于达盖尔的银版摄影，他采用蛋白版印相（Albumen Print），这是一项传统暗房工艺，1850 年由 Louis Désiré Blanquart-Evrard 发明，是第一种规模化生产的用于负片印相的相纸。这种工艺在 1860-1890 年达到高峰， 20 世纪以后逐渐被淘汰。
摄影术发明的前五十年中，有大量的照片都是使用此方法制作，大家常见的那些泛黄复古的照片也是由此而来。
蛋白工艺的制作过程极其繁琐：
1、首先要以蛋白涂布均匀感光乳剂与氯化钠在一张纸上，由于蛋白的关系通常可以得到一张平滑的相纸。
2、将这张纸浸在销酸银(silver nitrate)溶液中使之成为感光材。
3、将相纸在全黑之处晾干。
4、将这张相纸以接触印样的方式在负片下曝光，当时的负片通常是火棉胶玻璃版。而这个印样的方式通常是在阳光下进行，在影像显出后以水洗和定影处理，并不需要经过显影程序。
由于极其繁琐的制作过程，逐渐被明胶银盐所取代。
欧洲最早见到的中国影像就是 Beato 拍摄的这一批照片。
1860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占领安定门，迫使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䜣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北京皇城内的礼部大堂签订中英《北京条约》。
恭亲王第一次见到照相机的时候还被吓了一跳。
英国陆军司令克灵顿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位不知疲倦的 Beato 先生。。。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恭亲王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的抬起头来，脸刷的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 —— 那架照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Beato 作为随军摄影师记录了这一过程，Beato 想要抓拍恭亲王的一张现场照片，可是由于现场的光线不足而失败了。后来又补拍了一张，恭亲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现在影像中的新闻人物，照片里的恭亲王忧心忡忡，在面对外来入侵的时刻和侵略者谈判，这张表情也反应了当时的历史情形。
Beato的所有照片里都存在着一种对权力的行使感：何时按下快门，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角度，每个人在构图中的位置，都由Beato决定。
1868年初，英国商业摄影师约翰·汤姆森 (John Thomson) 在香港建立摄影室。他多次深入内地旅行，是西方首位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影像的摄影师。在1870年至1872年间，他沿长江北上，步伐遍及广州、澳门、汕头、潮州、厦门、闽江、马尾、台湾、香港、上海、胶州湾、天津、北京、汉口、宜昌、九江、南京、宁波，行程总计八千公里。
中国摄影史学家吴群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书中，如此评价约翰·汤姆逊：
1868-72年间，从香港启程，带着一支手枪和八个背负笨重照相设备的“苦役”，到中国内地和台湾岛去长途旅行摄影，拍摄了数百幅照片，并及时编辑成集，在英国出版发行。这两个摄影师（注：另一人指 Felice Beato）一百多年前在华所摄的照片，已成为西方的一些历史博物馆、美术展览馆和和图书馆的珍藏品，至今仍不时展出或选刊，以供人们观赏。他们当年在我国旅行摄影辛勤工作的事迹，赢得了各国摄影史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西方摄影评论家称赞他们是“伟大的摄影探险、现代旅行报道摄影的先驱。”是早期“最勤奋的摄影师之一”，是“使用木制照相机的真正先驱和具有坚强意志的摄影家”。
中国摄影史学者仝冰雪如此评价汤姆逊的中国摄影成就：
我们应当真诚感谢汤姆森，他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
John Thomson 对年对拍摄中国影像的有效传播，不仅使他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1870年代，香港、上海出现照相馆。
罗以礼（1802——1852），广东省新会县棠下乡溪村人，中国早期人像摄影师。广东地区是中国照相业的发祥地，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人像摄影师，罗以礼就是其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征集到两幅罗以礼拍摄的人像作品。一幅是“自摄像”，另一幅是“广东老妪像”。作品风格朴实，充满了乡土气息。从照片上看，可以断定罗以礼使用的方法是安布罗摄影法。
1875年，天津第一家照相馆“梁时泰照相馆”开业。
1892年，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