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歪道（三则）
说起读书，我很是向往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的境界。后来，拜朋友所赐，增我一枚“不求甚解”的书章，也算来得名副其实。回想起当年“一书难求”的窘境，面对如今书橱里齐齐整整的各色书籍，更加体会到了“非借不能读也”的真意。
（一）百转千回为一书
初中时，课外读物少得可怜。除了有数字的代数，有点线的几何，有字母的英语和纷乱复杂的解剖图，晦涩难记的元素周期表和各种符号组成的力学分解之外，平时也仅以历史小故事、政治小案例和地理小风俗自娱，导致作文课上千篇一律地“很久很久以前，某某人在哪里如何如何”这种历史、政治、地理杂糅的开头。在这样一个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和极度匮乏的知识来源矛盾愈加凸显之下，《高山下的花环》走下山来，一时间成为同学们争相阅读的对象。
虽说这本小说古旧单薄，但在短时间内将其看完还需时日，毕竟课上不能看，课下有作业。阅者如坐针毡，待者心急如焚。缓慢地传阅几手之后，同桌心生妙计：将书一分为三，三人一组相互传阅，等这一组全部看完，传给下一组。
这种将华罗庚老先生的统筹方法运用在生活中的窍门极大地提高了传阅率，那时也真正懂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然而，等我们都看完之后，也该给这本单薄的读物集体敬献花圈了——已经体无完肤、支离破碎，真真是做到了读书“破”万卷。
这个方法在提高了传阅率的同时，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先读后半部分的学会了倒叙，先读中间部分的学会了插叙。凡此种种，在当初缺书的时代而言，也是一种考验。
（二）信手拈来欲读处
如果说初中读课外书好比水浒好汉喝酒般贪图一时尽兴，高中时候涉猎课外读物就开始有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苗头。高中时候，不仅可以去废品收购站以每斤一块钱的价格买来几本课外书，在盗版现象正如火如荼的彼时，省下两天生活费便可购得一本自己心仪的书籍。
当时有一同学不知从什么渠道搞到一本名叫《废都》的小说，在班里引发不小的震动。尤其是每隔几页就频频跃入眼帘的方框，更是让我们如看到了外星人一般兴奋。在那个青春懵懂的时代，真可谓是看得“如饥似渴”、血脉喷张。然而，问题又来了：那么厚实的一本书，如何才能更便捷地找到打方框的位置？做标记肯定不妥，过于明显的举动未免让人耻笑。
我拿过书，合起来，向猥琐的室友演示：呐，看到没有？书的书根，就这个下切口的位置，因频繁翻阅而造成的黑色比较浓重的地方，内容肯定刺激。依照此法，果然可行，误差在三五页之间。这个方法让其他众小厮欣喜不已。同时，该方法也适用于新书阅读，而省去了放置书签的麻烦。
（三）按书索骥淘好书
读书的前提首先无疑是有书。身处当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想在最短时间找到一本适合自己的书籍，显然有些难度，泥沙俱下的出版市场在反映了书市繁荣的同时，也给读者在选择书籍上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找一本既喜欢看、又值得看的书，成为诸多爱书人的当务之急。
回顾自己多年的读书、搜书历程，有种方法是我一直所坚持并屡试不爽的：在自己喜欢的书籍中，会发现作者喜欢的某些作家、作品乃至流派，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从一本书扩展至另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进而挖掘出一个丰富的文学矿藏。
多年前，因无意中读到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后来将他的“时代三部曲”读完，也正是那时，知道了杜拉斯、卡尔维诺、马尔库塞这些对我而言十分生僻的名字；我喜欢叔本华，在读他的文字时，知道他对康德推崇有加而对黑格尔厌恶至极，于是开始拜读这两人的著作，以期寻到叔氏对这两位大家的态度如此截然相反的原因；知道奥威尔、黑塞、福山、殷海光和林毓生乃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均是拜余杰的抽屉文学所赐；读村上春树，让我知道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雷蒙德·卡佛。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位写作大师在自己文章中对他人作品的溢美之词远比书籍腰封上的推荐语或某些人的书评更值得信任。
回想起来，感觉也颇有意思。儿时读书，多半把书看作程允升眼中的木屑竹头，以“皆为有用之物”自诩，但是读起书来毫无章法，亦无心得。然而现在想来，只是浅尝辄止、囫囵吞枣，书名依稀记得，情节大抵都忘记了，终究只能用“广种薄收”和“草盛豆苗稀”来形容。如今读书有年，文字也见诸报端，而记忆始终会在求书、淘书的年代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