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7-05-24 徐大山 哲思学意
采访者 / 徐大山 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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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下简称D）：徐大山 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
萨拉·布拉迪（下简称B）：圣安德鲁斯大学伦理学教授，专攻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她是英国学界极具影响力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她的主要工作包括形而上学和古典、当代伦理学。曾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做研究。
D：如今很多人难以理解古典伦理学与现代世界的关联，因为如今人类生存的状态已与两千五百年前截然不同。你认为古代哲学家的伦理学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关联，他们的思想对我们重要吗？
B：我认为说关联性其实不太恰当。因为古代哲学家关于所有事物的观点几乎都与我们不同。许多观点来自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如今已无法复制，比如城邦作为理想的政治单位，或者奴隶制。我们尤其很难去想象在工业时代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关于古代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他们教育我们思考的技艺。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那些重大的人生问题，而我们唯一可以在这些问题中取得些许进步的途径就是严谨地思考，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知识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按照逻辑思考。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时被成为是“至圣先师’ （Teacherof Teachers）也是这个原因。他们的教导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当你感到你拥有了思考的技艺，这就会促使你去提出问题。我认为如今人们不再问一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不知道可以如何在提出问题中进步。如果你知道你无法处理他们，那为什么要去问呢？所以这些古代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给予我们以技艺，令我们可以更有些自信去在问题中取得些进步，尽管最终我们可能无法完全解答他们。
D：你能再谈谈你所谓的‘进步’是什么吗？我猜想哲学或伦理学上的进步和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科学上的进步是截然不同的。
B：泛泛地讲，自然科学取得的进步来自于发现了更多的经验事实。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了解就比亚里士多德要多许多。但伦理上而言，简单来说，似乎相同的问题会出现在不同年代的每一个人面前，尽管各自所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同。比如，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问自己：我应该怎样过我的生活？如果我们探讨伦理问题，最终这些都是现实问题。除了让生活更好之外，政治和伦理问题是无意义的。
然而我们困境在于人类身处在历史环境的手掌之中，人生许多事我们难以掌控。古希腊人总体上对于人类的事务是悲观的。他们认为人事难以好转。他们对于命运在我们生命中的捉弄很敏感。正如我们所知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做的事，虽然不是完全被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所决定，但确实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在伦理问题上，我们不时能有所进步，但我们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在科学上，比如说数学，如果人们解决了一个公式难题，那个解答会一直在那里，人们可以在其之上建立新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本身不会消失。但当我们有了一个伦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却不是永恒的。也许在现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说是最完善的解答，一旦情形转变，我们又不得不另求他解。所以尽管自古代以来伦理问题已有许多进步，我们仍需要感恩于古代哲学家给予我们试图自己去解答这些问题的开端或起点。
我当然不是说在世界人类历史中，他们是唯一的开端。我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是唯一的开端，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对于西方而言，他们的确是一个开端，而就西方的文化影响在现代世界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言，他们对于别的文化也应该是有用的。我当然不是在宣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某种人们应该信奉并实践的宗教。这是荒谬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会觉得这荒谬。对他们来讲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想要思考，也都有能力思考。关于思考的技艺则不是局限于某个文化之内的。
D：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活在21世纪，你觉得他会怎么看当今世界的道德与政治？我们社会的哪些方面他会赞扬或是批评呢？
B：我觉得他会有很复杂的反应。我相信他会赞扬现如今人们生活所享受的许多自由，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好恶。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他会喜欢现代人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问题。然而他也许会对现代的自由感到恐惧与担忧，因为自由的现状的确值得担忧。但大体上而言，他会认为自由是好的，因为他的伦理学着重在自我完善之上。而我认为他会对政治方面，大财团和公司用各种手段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民主选举，而感到全然的恐怖。毕竟这些公司所在意的，不过都是财富与权利。亚里士多德实在不认为财富与权利本身对于我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会认为我们竟然允许自己的想法被广告和消费主义所左右，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如果一个小孩在电视机前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这对亚氏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因为这就是允许一个还没有形成自己观念的人被影响。相反的，亚里士多德觉得教育才真正能帮助我们形成自己观点。而问题在于现在许多人觉得自己是没问题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满意了，已经达到自己的极限，而亚氏会说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志存高远。
D：你所说的‘志存高远’则令我想提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与幸福的问题。德性（virtue）是亚氏伦理学中的关键词，也对于他所理解的幸福（eudaimonia）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你能大致介绍一下亚氏所谓德性是什么，为什么对于我们的幸福是重要的？
B：我必须承认尽管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它很难回答。幸福，或者繁荣（flourishing）或是至善这些词本身不是很难把握的。因为这些都是很模糊的概念，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难处在于如何把幸福和德性连接起来。如果我们通过对美德的分类而理解德性，像是勇敢，诚实和正义，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德会在幸福中是重要的。我想我们都希望人们有基本的美德：值得相信，有礼貌等。但德性对亚氏而言意味着更多。我想我们可以从反面去看待它，也就是去看哪些东西对亚氏来说不是德性。我想很大程度上，亚氏在说：在一个好的生活中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尤其是你成为怎样的自己。这是相对于那些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财富，社会地位和人脉的人。那些对亚氏来说都是好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他们，但常常他们来自于运气或是遗产。如果你想要成为某个样子的自己，也就是自我完善，这必须来自于你自己的智力，自己的约束，和自己的判断。德性对亚氏而言就是：为自己的生命思考，按照自己的理想过活。做这样的人比那些积累财富与地位的人有更好的生活。
D：但当我们在试图成为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财富和地位，这些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追求的东西，那我们有什么动机和理由去成为我们自己呢？
B：这是一个好问题。亚里士多德事实上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他会觉得人有这样一个现状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在某些方面变得重要。康德用自我尊重和人作为自己有目的的事物，是在说同一件事。我认为亚氏把这个常识当成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想要变得重要并有价值。对亚氏而言，真正使自己值得这份重要和价值的方法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人们常常犯的错误在于他们觉得有钱有权的人就更重要并有价值。亚氏认为这些是真正的误判。
D：那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错误是这么的普遍平常。
B：这也是个好问题。亚氏的回答也许会是这样的：拥有足够的财富及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对我们个人，也是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负责的人。人们日夜工作就是为了有足够的财富，这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如此。生活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就是对这些现实利益的斗争。结果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事物看重，我们也就容易犯错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犯错，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有这样的倾向。去拥有权利首先是为了不在别人的掌控之下。一定程度的独立则意味着我们要有地位和财富。完全附庸于他人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奴隶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在生活里有更多的安全感。但这种对于独立的追求可能变成全然的偏执。当然这种偏执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人们常常忘了这一点。想想那些父母，他们最大的渴望是他们的女儿或儿子可以嫁给一个有钱的，能给予安全感的人，而那些人具体是谁反而是次要的。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些古代哲学家一直试图在引导人们避免这样的错误。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某种宗教教条去说服别人。相反，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向人们指出那些其实我们早已知道的事，这不是技术上的哲学，而仅仅是：财富只是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已。然而这些教导容易变得十分无聊乃至成为一种俗套。
D：这些教导会变成俗套，这非常有趣。
B：我恐怕它们的确成了俗套。而当一个东西成为俗套了，人们就停止继续听从它了。所以哲学其实非常困难，在于如何使那些显而易见的亘古不变的思想保持新鲜与活力。
D：20世纪下半叶的英语学界见证了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也许这也是一种使古老的思想重新散发活力的方法。多大程度上这些现代的德性伦理学与亚氏的伦理学异同？你觉得亚里士多德会向现代人推荐德性伦理学吗？它适合我们吗？
B：直到20世纪中叶，主流的伦理学完全被‘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他们没有考虑‘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连接的。而向德性伦理学的浪潮，始于牛津的一些哲学家，他们向我们指出还有这样一个场域值得去思考研究。这个场域和中世纪哲学家圣·阿奎那斯(St Aquinas)的哲学很相近。而圣·阿奎那斯则是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中流砥柱。就这个运动的方向而言，我是十分支持的。在哲学界的俗套就是这样:什么东西有趣，就研究什么。而近来，有些哲学家试图从德性伦理学中得出技术伦理学。他们把有德性的人当成是解答”什么是正确的行为”问题的钥匙。他们的咒语是：“有德性的人会做什么？”对我而言，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不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
亚氏从来不会说：要想知道什么是对的行为，我们要去看有德性的人怎么做。亚氏不主张道德楷模，因为他非常在乎每个场合的特殊性。直到你真的在那个处境中了，你才能知道究竟哪些些方面的考量是有关的。所以一个研究抽象伦理学的哲学家不能给人们具体的行为准则。亚里士多德不会同意找一个有德性的道德楷模并让人们去模仿他。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一个人的主动性。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考虑，这是亚氏德性伦理学的基石。
还有一件事亚氏和柏拉图都很感兴趣，就是通常好的品格往往和坏的品格有许多相似。对亚氏来说，美德与恶行都有三个部分：两个极端和一个中庸。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其实很难区分勇敢作为一种美德，以及鲁莽作为一种恶行。假设在战争中，勇敢的人说：“我们现在要稍作休息，准备第二次突击”。虽然勇敢的人达到了中庸的那个度，但懦夫却会认为他是鲁莽的，鲁莽的人认为他懦夫。所以当你在思考非抽象的哲学，到了现实生活里，这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观念的不同产生了判断的失常。
D：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判断的失常呢？哲学如何能帮助人们做正确的判断？
B：判断的失常往往来自于常识性的道德和伦理学的分野。常识性的道德是一个混合体。它属于前哲学的思考。常识道德易变。前哲学的思考则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哲学家能做的是严肃地对待潜在的矛盾，把他们推到极致，然后使它清楚明了。有时仅仅只要向社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对矛盾中哪个在你的生命里对你更重要？哲学家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向人们展示两者不可兼得。分析之后，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不然你和社会就要齐心想出办法化解矛盾使其并存。没有哲学思考，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思想需要被修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哲学可以给社会带来改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活在前哲学的状态里。我不是说前哲学的状态是愚蠢的。但前哲学的思想并没有构建得十分坚固清楚。哲学就是给这些思想清晰的架构。然而，我无法想象人完全活在哲学的状态里。我们日常的大部分生理心理活动都是人体内设的对外部环境的反应，都是前哲学的。然而，虽然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思辨生活，也就是哲学状态中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如果是伦理问题，它的目的是实践的。当我们在思考伦理问题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行为。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所以我认为德性伦理学能教会我们的是两件事。第一，我们实现自由的方式应该被道德所限制。我们不应该剥削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人们应该寻找重要的事做。我认为人们犯的很大的一个错误在于：在人生的很多方面我可以为所欲为，我的行为的唯一准则就是我想做什么。在我看来，一个人应该找一些有实质的活动去做。用音乐打个比方，这个活动可以允许你进步，并带领你去更有趣的境界。当然，有非常多的人类活动是这样的。
但如果一个人只想到，只要我不伤害别人，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没有在意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价值。他们沉浸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仅仅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做。所以我认为人们需要被教育成可以发展重要兴趣的人，那些兴趣必须要有其实质。我不仅仅是指智力活动，也是指艺术，体育，一切包含自我发展，进步，掌握从前没有之技艺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