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演讲:重返时间的河流

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 | 写作课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等长篇小说,以及《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博尔赫斯的面孔》等论著和随笔集。其中,《望春风》获得2016年“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最佳作品。


                  重返时间的河流

                                          格非

(本文系格非2016年于清华大学的演讲,经编者整理)

在法国,或者说在欧洲、在整个欧洲文学变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人物——福楼拜。普鲁斯特、安德烈·纪德、米兰·昆德拉都曾对福楼拜有非常高的评价,不约而同地把福楼拜当作是自己的导师。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像罗布·格里耶这样一位法国新小说派的重要代表,也把福楼拜看成是文学革命的真正的先驱。

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如果大家翻开《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刚开始写,第二段就出现了一段文字,它描写这个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福楼拜用十行的文字描述这个帽子的颜色、形状,它的帽檐,帽子内部使用鲸鱼骨支撑开,它还有带子,带子上还有小坠……写得极其复杂。在福楼拜的草稿里面,他原来写这个帽子用了长达几页的篇幅。这个在传统文学写作里面是不允许的,这不对。福楼拜有一个习惯,他每次写完一段文字之后,都要把这个文字朗诵给他的朋友们听。结果他的朋友一致认为,福楼拜疯了,认为你完全没有必要,你用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个帽子干什么?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根据美国的一位哲学老师的一部著作改编的。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一部主题极其严肃乃至于非常残酷,但李安做了非常巧妙的处理,他把残酷的、恐怖的主题藏起来。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当中,所有的场景,大量的场景海上的画面,和整个主题是剥离的,它单独具有价值。它本身就是我们审美的对象,我们进入电影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这些奇幻的画面。我们举了李安这个例子,我们对福楼拜的探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再回到福楼拜。


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的时期,巴尔扎克刚刚去世。福楼拜评价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大师。福楼拜又说,虽然他伟大,但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也许应该唱一唱别的歌,弹一点别的调子了。也就是说,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顶帽子呢,因为福楼拜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整个的欧洲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简单地把它描述为:场景独立。帽子这样的一个画面,本来是为了表现人物命运的,为了表现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出身和阶级属性,可是现在它突然独立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在18世纪以后,在世界文坛里面,一再发生。


现在我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语言来归纳这个变革。

叙事文学中,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空间。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它都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长度量。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起始、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然后作家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通过展现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他对读者的劝告,他提供的意义——过去的文学都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在时间变化当中出现的另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场景、画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环境、肖像——所有这些东西——包括戏剧性的场面,所有的这些都在空间的范围里面。我们刚才讲李安的电影里那些奇幻的画面,福楼拜的帽子,都属于空间的范畴,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过去的文学,是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福楼拜引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文学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变革,在福楼拜之前,文学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河两岸的风景。这两个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传统的文学里面,空间永远是附属于时间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也就是本雅明当年告诫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提供意义,要提供道德训诫,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


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绘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每次去卢浮宫,我都会碰到一个相似的场面:经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画作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挤到跟前去,人太多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挤满了那个狭小的空间。当然,我们从《蒙娜丽莎》这样一个作品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特别神秘,说这个作品有非常大的价值。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体现一个上帝的天国的永恒的宁静、和谐。所以在那些画作中出现的人物肖像,不是真正的人物,出现的河流、树木、山川这些风景,也不是真正的风景。它是画家脑子里的某种观念,为了衬托伊甸园或者说上帝的国度的这种宁静、和谐。但到了达·芬奇,情况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达·芬奇的画作里面的蒙娜丽莎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也就是说她露出了人的微笑。她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再是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道具,你们看她背后的风景,变成了真正的风景。

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曾经说过,中国人很喜欢画梅兰竹菊,但是中国人画的梅兰竹菊,不是真的梅花、兰花、竹子和菊花,都是某种观念上的东西,画这些是为了显示有品位。这些东西代表了君子的品格,根本不需要去写生,脑子里面原来就有,我们凭空就可以画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真正的具体的物象。它是某种观念化的产物。

又如,杭州西湖真正的奥妙,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它的人文的底蕴——它与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的联络,你随便走到一个地方,你都能知道,这是白居易,这是苏东坡,这是苏小小,这是秋瑾,这是放鹤亭……充满了大量的典故。你到西湖里面,你突然可以穿越时空,和多少年来流淌下来的时间——你看不见的时间——发生联系。这是西湖最美的。柄谷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说过,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风景被发明出来,不过是两三百年的事情。中国人喜欢的是名胜,不是风景。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新的所谓的名胜,还是要不断地去给它讲故事,要赋予它历史感,对不对?这里我讲到的,是从绘画史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变化。


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

中国人特别喜欢描写月亮,古典诗词里面,几乎可以说是无月不成诗,每个诗人似乎都会写月亮。月亮不单单是一个物象,还是一个意象。就是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空间化的月亮当中,包含了时间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个月亮在那儿永远不变,你在看月亮的时候,你看回去一千年,因为一千年前的人也是这么看月亮的。

通过一个小小的物象,可以把中国整个的文化史,几千年,串起来,这是中国文史里面特别是诗歌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典故,典故可以串联起时间当中的所有的碎片。你看到的月亮,月亮它不变,但是人是不行的,人几十年就没了。所以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看月亮,通过这个月亮把一个时空观构建起来,像我刚才所说,时间中包含空间,空间中包含时间,它们水乳交融。苏东坡说这个“千里共婵娟”,他实际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月亮,可是他知道还有一个人在看,无数的人在看,这个时空是融会的。

《霸王别姬》里面,垓下之围,四面楚歌的时候,项羽回来,经过连续征战已经累得不行了,虞姬看见项羽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她一个人就到外面来散步,然后有几句唱词,我觉得写得极美。它怎么写的呢: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写这个词的人,极其有水平。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要结束了,她的舞台已经完结了,已经预感到了。可是没关系啊,死就死吧,可是她猛然间抬头,见碧落——碧落就是天空——月色清明,月亮还是好端端挂在那里。里面包含了多少沉痛的感慨,这都是通过唱词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们通过月亮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意象,能看到时间的存在,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非常常见。


我说了这么多,现在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就是在过去,时空关系水乳交融,有时间有空间,空间的意义依附于时间的意义。因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意义,是要提供价值,提供道德的劝诫,这是文学最古老的意义。可是到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后,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剧上升,加速繁殖,然后这个空间性就开始慢慢取代时间性,压倒时间性。在我刚才讲福楼拜的例子时也说到,空间突然从时空关系里面单独地蹦出来。

我前年写过一本书,关于《金瓶梅》的一本书。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了解,为什么色情文学会在明代中期出现,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你看明朝的时候像《灯草和尚》《贪欢报》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称为毁禁文学的一些作品,它里面也有道德教训啊,也提供意义啊——你不能乱来啊,乱来了之后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些作品,阅读这样一些作品,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这些道德教训。这样的阅读是一种商业的阅读,消费性的阅读,我们关注的是当中的具体的情节,那些细节——时空开始分离,空间性的概念凸显,然后不断地分离,成为独立的事件,这个在中国发生的时间要比在欧洲早两百年。


所以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时空观的演变,在传统的文学里面,空间是时间化的,在今天的文学里面,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当然,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时间去了哪儿,看不见时间,我们眼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令人炫目。我们都是空间里面呈现的碎片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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