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二）
1932年4月29日，上午7点30分，上海虹口公园门口。
走下黄包车的伍克身着日式灰色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嘴唇上粘着一撇假胡子，右手拿着一面如同膏药的日本国旗，左手提着一个饭盒和一个水壶。
从哥廷根、柏林到笛卡尔号，再到上海虹口，伍克对日本人的认识步步深入，对日本人的厌恶和憎恨也与日俱增。九一八事变后，伍克几乎每天到虹口一带转悠，有时甚至转悠到很晚，从阔绰的吴淞路到市井气息浓郁的北四川路，菜市场、酒馆、饭店、商店、书店、弄堂都是他光顾的地方。尽管自己口齿不清，但伍克还是大着胆子连比划带说与各色日本人进行交流，从官员到间谍、从军人到警察、从商人到小贩、从学者到学生、从浪人到骗子，他都敢接触，甚至与他们做生意。而那些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也大都乐于与伍克进行交流，在他们面前伍克就是一个八面玲珑而又诚实可靠的哑巴。伍克还常去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老板是日本人内山完造，个头不高，年近50岁，发际线较靠后，经常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脚下蹬一双木屐。1931年12月，伍克在内山书店翻书时，碰巧遇到了大名鼎鼎的鲁迅。当时鲁迅、内山完造和另外两个人正坐在书店一角闲谈。通过他们之间的谈话，伍克了解到，那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叫尾崎秀实，《朝日新闻》记者，日本人；另一个叫佐尔格，一家德国新闻机构的记者，德国人。伍克尽管还不清楚那个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可以断定此人是个狠角色。伍克从未与内山完造有过正面交流，在内山完造眼里，伍克就是光顾过内山书店的一个普通顾客，伍克应该没有留给内山完造特别的印象。在众多的日本人当中，伍克也接触到特殊的一类，即朝鲜人，尽管他们的国土被占领、国家被并吞，但他们当中的确有那么一些认死理的，内心深处积蓄着一股拒绝臣服力量，时刻等待着爆发。很快，伍克不但能完全听懂朝鲜语，还能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朝鲜人而不是日本人，即使能讲一口流利日语的朝鲜人也能被伍克识别出来。虹口一带的朝鲜人中有不少投身朝鲜独立运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比中国人更失意的就是朝鲜人，他们不但没有资格以主权国家的名义参加巴黎和会，也丧失了借助美国人的势力摆脱日本人的统治进而寻求独立的可能。那时中国人感受到的是丧权辱国，好歹国家还在，而朝鲜人连自己的国家也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抵抗和憎恨是无以复加的。
而今天正是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所谓天长节，日本军方要在虹口公园召开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炫耀武力进犯上海的成就。出席大会的包括驻沪日军大将总司令白川义则、日军第九师团中将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中将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日本居沪留民团委员长河端等等诸多日本军政要员。
自报上公布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日期后，伍克预感到各路抗日力量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暗杀的大好机会。显然，日本方面也会考虑到抗日力量的存在，一定会对大会现场部署严密的防范措施。大会只允许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及受邀的美欧各国使节参加，台湾之外的中国人则被明确拒绝。对于此次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上可能发生的暗杀行动，伍克经过一番分析，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虽说暗杀无法改变日本在上海及东北的强势地位，但若能在如此隆重的活动上成功暗杀日本高官及要员，也能极大地震慑日本的嚣张气焰。
第二，针对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有可能为暗杀出力的有3股力量。
第1股力量是在上海的朝鲜人抗日团体，其中以朝鲜独立运动为主力。1909年10月26日，时年刚满30岁的朝鲜志士安重根以一己之力在哈尔滨火车站成功地击毙了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不久前的1932年1月8日，32岁的朝鲜志士李奉昌在东京行刺裕仁天皇，功亏一篑。从安重根和李奉昌执行的暗杀行动来看，朝鲜独立运动搞暗杀不但要震慑敌人，也要借此为朝鲜独立运动扬名。他们的动机十分决绝，不仅专杀超大号目标，而且杀手只求暗杀成功，根本不考虑给自己留退路。显然，派死士执行暗杀行动更难防范，成功率也更高。
第2股力量是十九路军。该军自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在上海与强大的日军激战一个多月，打退日军多次进攻，逼迫日军两次更换主帅，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中国军民的气势，让失去东北的中国人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只因蒋介石政府拼命掣肘，万般无奈的十九路军才饮恨撤出上海。如果十九路军搞暗杀，应该只为解气及震慑日本，以其正规军的身份，绝无借暗杀扬名的动机。况且，时值中日正在商谈“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不可能在如此敏感时期授人以柄，就算要搞暗杀，不但事前秘密进行，事后也绝不会声张。
第3股力量是王亚樵及其斧头帮。王亚樵以暗杀闻名，其暗杀目标多集中于两类人群，一类是阻碍他抢占地盘的人，另一类就是蒋介石及其附庸。1932年3月1日，时值淞沪抗战接近尾声，王亚樵曾派出勇士袭击停留在上海港的日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炸药只是在远离出云号的水域爆炸，出云号几乎毫发未损。坊间早有传闻，王亚樵此举只为向国人做个抗日的姿态。王亚樵是个偏执型的革命者，一心只把蒋介石作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
在以上3股力量中，朝鲜独立运动几乎一门心思只做抗日这一件事，在他们看来抗日就是寻求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十九路军呢，除了抗日，还要与蒋介石斗争。王亚樵呢，一边主张抗日，一边还想着暗杀蒋介石，还想着与上海青帮的争斗，甚至还会接受日本军方的资助。对比十九路军和王亚樵，朝鲜独立运动的抗日显得更加果决。
第三，按理说，朝鲜人和中国人应该是此次所谓祝捷大会的重点防范对象，而朝鲜人却没有被拒绝参加大会，其中必有文章。如果日本方面强行堵截一切有抗日倾向的人群进入大会现场，只能逼迫他们使用伪造身份进入现场，这反而增大了两万人大会的防范难度。日本方面索性就允许朝鲜人和台湾人进入大会现场，表面看这是把朝鲜人和台湾人看做日本人的正常举措，实则最大程度避免了朝鲜人和台湾人假冒日本人进入大会现场的可能。伍克料定，进入虹口公园大会现场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一定还会受到特别检查。
第四，事先日本官方在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发布，4月29日进入虹口公园参加大会的人必须手持一面太阳旗，此外每人还要携带一个盛水的水壶和一个盛午饭的饭盒，其余一律不准带入。这条看似严格限制带入物品的规定，却让伍克嗅出了味道。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如此敏感的时间，水壶和饭盒极易隐藏爆炸物和枪支，怎么会被明确允许带入现场呢？如果说要为与会者提供饮水和午餐，这仍然显得勉强。难道日本人不长记性？伍克断定，此中必有名堂。
第五，有着最强烈暗杀动机的朝鲜人被允许进入大会现场，可以隐藏爆炸物的水壶和饭盒也被允许带入大会现场。综合各方面条件，朝鲜独立运动几乎必然会在此次大会上派出荆轲那样的死士试图完成一次举世震惊的暗杀。如果暗杀成功，死士的同志必然会第一时间公开声明揽责，为朝鲜独立运动大壮声威。既然有人愿意慷慨赴死实施暗杀，还愿意公开揽责，社会上有暗杀动机的各派力量极易向朝鲜独立运动聚拢，或出钱，或出爆炸物，或安排相关人员出逃路线。
伍克自己能想到的，日本人同样能想到。伍克决定，4月29号那天进入虹口公园，凑凑热闹，碰碰运气。
望着已是人山人海的虹口公园门口，伍克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自己的衣冠。
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很恭敬地递给伍克一张宣传单，伍克立即就认出，这个发宣传单的男人就是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伍克接过宣传单后，内山完造就匆匆走开继续向别人递送宣传单。伍克一看宣传单，是内山书店的广告，推介书店里刚到的几套新书。
这时一个矮个子穿和服留仁丹胡的男人点头哈腰凑到伍克跟前，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单。
“天皇的战士用武力征服了上海，大和民族的男人也要用金枪征服上海的花姑娘。神户金枪不倒油，效果包您满意！”用日语说完，矮个子男人把一张印好的宣传纸递到伍克眼前，伍克冲对方摇了摇头，对方失望地走开了。
伍克刚要迈步向前，又来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秃顶，手里拎着一个黑皮包，看气神态质应该是日本人。
“您要参加祝捷大会吧？”秃顶男人用日语问。
伍克没说话，点了点头。那秃顶男人见状立即四下鬼鬼祟祟看了看，凑到伍克近前。
“我有几样宝贝，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低价卖给你。”秃顶男人小声神秘地说。
伍克扬起眉毛，耸起双肩，略微抬起左手，示意对方进一步说明究竟是什么宝贝。那个秃顶男人又四下看了看，打开皮包，从里面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多好啊，只要500日元，怎么样？”秃顶男人一边说，一边用那双贼溜溜的小眼睛盯着伍克。伍克摇了摇头，刚要向前迈步，就被秃顶男人一把拉住。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威力惊人啊。”秃顶男人说完，就把皮包敞开给伍克看，里面居然还有一颗手雷模样的东西，伍克大吃一惊。
“只要2000日元，如果你真想要，我们找个地方，价钱还可以商量。怎么样？”秃顶男人脸上堆着很不自然的笑，眼里透出一股紧张和期待。
伍克猛然抡起右手，使尽浑身力气向着秃顶男人的左脸扇去，只听秃顶男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伍克头也不回径直向虹口公园大门口走去。走不多远，就看见一个手里拎着包的瘸腿日本男人正在向一个身穿黑色日式学生装的青年推销什么，伍克放慢脚步终于看清，瘸腿男人手里的包与刚才秃顶男人手里的包一模一样。伍克凭自己的眼力能看出，那位青年的神态和气质不像日本人，很可能是中国人。只见那位青年人也四下看看，主动拉着瘸腿男人向远离虹口公园的方向走。
“我要3个，能再便宜点儿吗？”青年用日语说。
“好说，好说。你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要啊，我这里还有手枪和小钢炮。”瘸腿男人用日语说。
“我只要手雷，4000日元3个，怎么样？”青年刚用日语说完，拎包的瘸腿男人立马丢下青年，一瘸一拐地快速走开了，同时不知从那儿冒出5个虹口区的日本警察，一拥而上就把那位青年按倒在地。
“小日本儿，我操你祖宗！”已知上当的中国青年开始用中国话骂大街了。
伍克暗自感慨，那位还没出手就被抓的中国青年精神可嘉，可惜做事太粗糙，想问题太简单。伍克来到虹口公园门前，那里设置了10个入口，每一个入口都有专人把守。最左侧的5个入口都很宽阔，仅供被大会官方认可的团体进入，其它入口供零散参会者进入，都会严格检查每一位进入者的身份证件。最右侧的那个入口被标示为朝鲜人和台湾人专用，伍克就选择了从右数第2个入口排队进入。伍克注意到在最右侧那个入口处排队的一个朝鲜小伙子，叫尹奉吉，一直在三角地菜市场三楼卖朝鲜打糕和朝鲜咸菜。伍克认识他，但他没有认出伪装的伍克。伍克借买朝鲜打糕之机，与尹奉吉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知道他今年24岁，结了婚，有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3岁。在三角地菜市场，尹奉吉每天用双手抡着一个大木槌，反复地砸着台面上的粘糕。那粘糕也很有意思，刚开始是一块很厚的白色方形粘糕，中间聚集着一堆红色的果脯，呈圆形，整个粘糕的初始形状很像一面日本国旗。尹奉吉抡着大锤每砸一下，嘴里都会用朝鲜语轻声喊一句“砸死你”，砸到最后，日本国旗已经面目全非，朝鲜打糕也可以进入下道工序了。伍克觉得这位下巴和两腮都很突出留着大背头的朝鲜小伙子虽说生活并不富裕，却是个狠角色，有强烈的民族觉悟，极度憎恨日本，极有可能就是铁杆儿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最近半个月，尹奉吉忽然从三角地菜市场消失了，整个虹口区也见不到他的踪影。伍克原以为尹奉吉和家人已搬走，甚至离开了中国，可没想到今天在虹口公园所谓祝捷大会现场看到了他。尹奉吉着一身西装，留着大背头，略微中分，左手举着一面日本国旗。此时尹奉吉忽然出现在虹口公园，肯定不是来祝贺的，也不是来看热闹的，至少是来捣乱的，甚至是来搞暗杀的。尹奉吉面色严峻，下巴一上一下抖动着，上下牙齿反复磕碰的声音也被伍克听得清清楚楚，他在三角地菜市场用大木槌猛砸粘糕的情形又浮现在伍克的脑海里。伍克注意到，尹奉吉左肩斜挎着一个水壶，右肩斜挎着一个饭盒，微微发抖的左右手死死按在饭盒和水壶上。伍克猜测，尹奉吉的饭盒和水壶里装的极有可能是爆炸物。在虹口公园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这种场合，爆炸物杀伤范围大，杀伤效率高，能制造更大的混乱，是最理想的作案工具。想混进这种场合搞暗杀，还想百分百成功，就别想活着出去。想必尹奉吉早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现在尹奉吉最害怕的应该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暗杀任务有可能会失败。随着各自越来越靠近入口，伍克发现尹奉吉上下牙齿的磕碰声停止了，他嘴里用极低的气息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伍克竖起耳朵仔细听，尹奉吉用朝鲜语念叨着：“祖国让我的生命更灿烂，同志们为我骄傲吧，亲人们为我骄傲吧。我要用恶魔的血为太极旗献祭！”看两边入口的排队情况，伍克比尹奉吉略微靠后一点儿。这时轮到排在尹奉吉前面那个驼背人接受检查，负责检查的日本兵看了看那个驼背人的证件，把证件还给了驼背人，还用手指了指驼背人拎着的水壶和饭盒，嘴里用日语说：“打开看看。”那个驼背人显得有些不高兴，慢悠悠地拧开水壶的盖子，接着慢悠悠地揭开饭盒的盖子。那个日本兵看了看，就把水壶的盖子拧上，又把饭盒的盖子盖好，拎起水壶和饭盒顺手就扔进了身旁放在地上的一个大箩筐里，那里面已经堆放了一些水壶和饭盒。驼背人试图拿回自己的水壶和饭盒，被日本兵一个耳光扇得差点儿摔倒。日本兵冲着驼背人大声呵斥“ばか！”驼背人一只手捂着被扇疼的半边脸，低着头失望地通过入口，就这样委屈且狼狈地走进了虹口公园。就在日本兵检查驼背人的水壶和饭盒时，尹奉吉就反复往后看，或许是想抽身撤离。眼看就要排到了，要是尹奉吉在这个时候撤离，极有可能被站在一旁的那8个端着枪的日本兵拦截盘问。如果尹奉吉此时就地引爆水壶或饭盒里的炸弹，肯定会伤及身边的朝鲜同胞，这等同于行动失败。他的暗杀目标应该是日本高官，否则，即使杀伤几个日本士兵或日本平民，也是行动失败。终于轮到备受煎熬的尹奉吉接受检查了，他已经把挎在双肩的水壶和饭盒拎在了左手上，伍克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就像击鼓，自己上下牙齿的反复磕碰声就像敲锣。负责检查的日本兵接过尹奉吉的身份证件看了看，把证件还给尹奉吉，用手指了指尹奉吉拎在手里的水壶和饭盒，此时伍克紧张得心脏几乎要炸裂。日本兵居然没有说话，尹奉吉迅速把拎在手里的水壶和饭盒主动放进那个大箩筐里。那个负责检查的日本兵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冲尹奉吉点了点头，做出一个通过的手势，尹奉吉则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虹口公园。这时恰好轮到伍克在自己这一边的入口接受检查。伍克掏出了一本护照递给负责检查的日本兵，日本兵看了看打开的护照，又看了看伍克，接着又看了看伍克拎在左手的饭盒和水壶。日本兵把护照还给伍克，同时做了个“通过”的手势。伍克把护照揣进西装口袋里，拎着水壶和饭盒径直通过入口，走进虹口公园。护照是伍克头天下午在礼查饭店里捡到的，护照上的日本人叫“秋野五郎”，戴着一副眼睛，留着一撇胡子，五官和脸型与伍克很像。伍克把以前搜集到的几本日本人护照都丢弃了，今天就揣着这本护照来到虹口公园。伍克有意放慢了脚步，注意到前方大约5米远的尹奉吉总是回头看，明显不甘心自己的东西被扣下。也许是感到不可能再取回自己的水壶和饭盒，失望的尹奉吉只好耷拉着脑袋转身，随着参加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人群往里走。看来，今天虹口公园对朝鲜人和台湾人仍有特别的防范，负责检查的日本兵会根据自己的直觉随机扣留入场者的水壶和饭盒，唯一万幸的是尹奉吉的水壶和饭盒没有被当场打开仔细检查。据伍克的观察，尹奉吉那个入口，每10个接受检查的入场者当中就会有1个人的水壶和饭盒被扣留。伍克能理解尹奉吉此时的心情，壮怀激烈、慷慨赴死的情绪已被点燃，却猛然间被泼了一盆冷水。伍克悄悄跟在尹奉吉的身后，就听到尹奉吉嘴里用极低声的朝鲜语嘟哝着：“糟糕，糟糕，没了西瓜，怎么完成任务？我怎么能活着回去见同志们？冷静，冷静，只要大会还没结束，行动就不算失败。现在出去找同志们？不行，他们已经撤离，而且，我出去后再进来更容易被怀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暗中帮助我的同志。实在不行，在这里找一把刀，刺死一两个大家伙也好。”此时伍克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早上8点整。
此时，两名日本警察拦在了伍克的前面，其中一名日本警察用日语说：“先生，请打开你的水壶和饭盒，让我们检查一下。”这时走在前面的尹奉吉也停下脚步回头向这里看过来。伍克先把水壶的盖子拧开，壶口向下，流出一些水后就只有断断续续的水滴，那两名警察微微点了点头。伍克把水壶的盖子拧紧，又把饭盒的盖子揭开，里面是空的。望着空空的饭盒，两名日本警察微微点了点头就走开了。此时伍克抬头与前面的尹奉吉对望了一下，并紧贴自己的胸前伸起一个大拇指，睁大眼睛，鼓起两腮，希望用这样夸张的表情引起尹奉吉的注意。伍克把水壶和饭盒挎在左肩上，径直向大会主席台走去，尹奉吉似乎没有跟过来。此时的伍克并不知道尹奉吉最终会采取什么行动，也不知道尹奉吉是否会主动找他求助。伍克打定主意，在日本军政要员悉数亮相之前，他要尽快撤离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上午9点20分，距离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正式开始还有40分钟，虹口公园已聚集了将近两万名日本军人和侨民，一眼望去，那是一片太阳旗的海洋。此时的伍克就在主席台后方大约10米处，前面紧挨着一群日本学生。无论是距离还是视角，这里都是向2米高的主席台投掷炸弹的最理想位置，而且各个角落负责安全保卫的日本兵和日本警察很容易疏忽这里。主席台右前方已经排列好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装甲车、坦克以及小学生等各个方阵，等待着祝捷大会开始后依次通主席台接受检阅。当现场喇叭里播放《德皇威廉练兵歌》曲调时，全场的气氛达到一个高潮，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些整装待发的阅兵方阵上。伍克则利用西装的遮挡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两颗炸弹分别放进了饭盒和水壶。两颗炸弹是伍克亲自动手做的，用到了笛卡尔号上搜到的那两颗手雷，还添加了一些新的炸药以增大爆炸威力。水壶是特质的，水壶侧壁有个隐蔽的方盖子，揭开方盖子，很容易把炸弹塞进去。装好了炸弹的水壶和饭盒，只要用力抛出其中任何一个，抛出的震动足以引爆炸弹，不到3秒钟就会发生剧烈爆炸，邻近的人非死即重伤。尽管伍克对于自己从雅各布叔叔那里学来的制造炸弹的技术很自信，但他仍然没有绝对把握，水壶或饭盒被扔到主席台上就一定会发生爆炸，也不能绝对保证，在水壶和饭盒被抛到主席台之前不会发生爆炸。伍克只想博一个机会，把这水壶和饭盒交给渴望使用它的人。
如伍克所愿，尹奉吉走到了伍克的左侧，还有意轻轻碰了一下伍克的左肩膀。“我的西瓜丢了，您的西瓜带来了吗？”尹奉吉急促地用朝鲜语说着，声音很低，同时目光看着主席台，好像他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同时自然下垂右臂，并以最隐蔽的方式向伍克张开右手，摆出向对方要什么东西的架势。显然，尹奉吉已经暗中观察到刚才伍克把炸弹放入水壶和饭盒的隐蔽动作，尹奉吉希望伍克就是那个前来救火的同志，这才冒险向伍克求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时的尹奉吉只能认定伍克出现在虹口公园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现场与实施暗杀有关，但并不能百分之百认定伍克就是前来协助自己的同志。事先尹奉吉应该没有被告知现场还有暗中配合的同志，而且今天进入虹口公园试图暗杀日本高官的可能远远不止尹奉吉所代表的朝鲜独立运动一家。为了完成暗杀任务，为了不让自己的祖国和同志们失望，为了不使自己陷于羞愤的境地，尹奉吉在现场必须拼尽一切努力。
伍克没说话，同样以最隐蔽的方式迅速把自己的水壶和饭盒交到尹奉吉的右手上。
“只要仍出去就可以了吗？”尹奉吉的语气明显兴奋了许多，渴望完成此次暗杀任务的他足够敏锐。或许，他再一次燃起希望，他的生命可以光彩夺目地绽放一次。
伍克微微点了点头，始终没有再看尹奉吉一眼，转身撤离了主席台。此时的主席台上只有布置现场的士兵和负责警卫的士兵，还没有出现任何一名日本军政要员。伍克装出肚子疼的样子，脸上还露出痛苦的表情，顺利走出了虹口公园，没有遭到任何盘查和拦截。伍克掏出怀表一看，上午9 点40分。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沿着中山北路向南，沿路还丢弃了手里的那面日本国旗。兜兜转转，黄包车一气儿跑到霞飞路停下。伍克付了车钱，沿着霞飞路又走了一百多米，沿路又抛掉了眼睛和假胡子。伍克脱下西服，摘下礼帽，在一家面包店买了4个大面包，拎着装面包的大纸袋子，又叫了一辆黄包车，延霞飞路转向贝当路，在华盛顿公寓旁边停了下来。伍克掏出怀表一看，上午10点45分。伍克付了车钱，步入华盛顿公寓，走进自己和木兰姐租住的那套房子，关上房门，打开收音机，确认已调到1280千赫，收听美灵登广播电台的广播，里面正播放西洋音乐。伍克一边收听广播，一边摘下领带、脱下衬衣和裤子，换上一套唐装。伍克拿着今早穿过的领带、衬衣、西装和裤子出了门，来到华盛顿公寓的楼顶，用火柴把它们点着，大约烧了3分钟，看着那些面料在楼顶上彻底烧成灰烬。此时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伍克掏出怀表一看，上午11点整。伍克迅速撤离楼顶，再次走回自己和木兰姐租住的那套房子。窗外的雨还在下着，收音机里还在播放着西洋音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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