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听几个孩子谈起各自的研究生导师，忿忿之心形于色。想起前些时常常在媒体上看到学生与老师因矛盾激化而生的种种过激行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当然，大多数孩子没“有幸”目睹或身历那些狗血剧情，但即使一些日常也让他们颇多微辞却不可避免。比如有老师让学生包揽所有家务，甚至洗内衣；学生在老师的“实习”场所出卖劳力，想回学校听课屡屡得不到批准；老师的“第一作者”论文或成果，差不多全由学生课题组搞定，除了“出题目”......
孩子们谈到这种话题的口吻，又让我想起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考尔德，他便不止一次说潘西中学的绥摩校长是个“假模假式的饭桶”，而爱尔敦.希尔斯中学的校长哈斯更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义的杂种，比老绥摩还要坏十倍”......当然不止于考尔德的口头，有两个老师还在小说里短暂“登场”——两次分别跟考尔德的会面。
第一次是考尔德的“被动”会面，与潘西中学的历史老师斯宾塞。
斯宾塞得知考尔德被潘西中学开除后，留了纸条希望在考尔德回家之前再见一次。完全可以想像历史考试几乎交了白卷的考尔德对这次会谈多么被动和不情愿，会面的进程却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料。用考尔德的话来说，不仅仅带有恶意的讽刺、挖苦，“来这套非常下流”：明知故问他五门功课有四门不及格；当面念出他历史考卷中答非所问的“大作”和写给老师的“破罐破摔”的短信；“揭露”他早前曾被几所中学开除......
“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你难道一点也不关心你自己的前途？”
“我很想让你的头脑恢复些理智。”
这些才应该是斯宾塞老师划出的“重点”！只是“约略”传到了考尔德的耳朵，他的脑筋跑到哪儿去了呢？或者想到自己十六岁就有了白头发，“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或者想到爱尔敦.希尔斯的哈斯校长“象个娼妇似的巴结人”；还有一次想起中央公园靠南边的那个小湖，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湖面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
而第二次会面，爱尔敦.希尔斯中学的安多里尼的登场，则出于考尔德的主动。
“安多里尼先生可以说是我这辈子有过的最好老师。”因为他很年轻，考尔德可以跟他一起开玩笑却不致于失去对他的尊敬。在爱尔敦.希尔斯，一个叫詹姆士.凯瑟尔的孩子与同学争执从窗口跳出来，安多里尼脱掉自己的大衣盖在凯瑟尔身上，把他一直抱到校医室，“他甚至都不在乎自己的大衣上染满了血”。考尔德还认为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比如哥哥D.B.要到好莱坞去的时候，安多里尼还特地打电话给他叫他别去，认为像DB这样有才能的作家，不应该到好莱坞去。“这话简直就跟我说的一样，一字不差”。
考尔德曾亲眼看见安多里尼抱起那个浑身是血的孩子，这次他冒险回家与妹妹菲芘诀别，眼看要被参加舞会回来的父母撞见，首先想到的落脚点便是安多里尼家，而且是在半夜——“大概把他和他妻子都吵醒了”。
安多里尼夫妻热情招待了考尔德，太太还亲自煮了咖啡摆上糕点。在与考尔德的交谈中，除了“口头表达”等文学命题，安多里尼更多的是不动声色但语重心长地灌输了一些“人生道理”。诸如仿佛觉得考尔德是骑在马上瞎跑，总有一天会摔下来，或者他受到的教育只够你痛恨一些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秘密”的人，或者得找出想要去的地方随后你非马上开步走去不可。其中关于教育，指出作为学生应该爱上学问，“你将发现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惶惑、恐惧、甚至恶心的，你并不是第一个”，通过学校教育“会知道你自己的正确尺寸，恰如其分地把你的头脑武装起来”——毕竟，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人留给后世的记录比起那般光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的人来，确实要宝贵得多，并且“十有九个要比那种没有学问的思想家谦恭得多”......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相对于一大套引导与说教，这也是安多里尼“敲黑板”写下的重点。并且他也真的写在纸条上，让考尔德当场郑重地读给他听。而面对波兰精神分析学家威尔罕姆.斯塔克尔这一句极富入世哲学的“名言”，一直十分尊敬地听老师讲话的考尔德读完纸条却“突然觉得他妈的疲倦极了”！
两位老师的登场亮相终于谢幕。很多人将斯宾塞与僵化、呆板、守旧的教育划了等号，而对于安多里尼以及他应对成人世界的那一套“理论”——当然不包括考尔德睡梦中他的那个“可疑”动作——特别是对那一句“名言”“心有戚戚焉”。有人甚至以为因此促使考尔德直面走进成人世界的必然趋势，而最终明白自己还得回到学校认真读书。果真如此吗？
考尔德曾经对菲芘讲过他的一个梦想，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聆听安多里尼的“谆谆教诲”之后，他将梦想“调整”为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西部穷乡僻壤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跟任何人讲任何混帐废话了”。这算是回答吗？
其实考尔德早对安多里尼有过评价，“只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小聪明往往胜过他的学问”。而面对成人社会，这些小聪明便放大成了虚伪和做作。安多里尼与其他老师、父母要一样，让考尔德读书上进，无非是要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的那些说教，特别是透出的苟且、妥协、势利、见机行事等等，不过是自己臣服于现实的现身说法罢了。只是那些“成熟”的经验或者参悟，从一个老师口里说出，或者说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传播，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醉后真言”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道不可废，古者韩愈因为耻于相师的世态而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塞林格看到的美国社会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师道的异化密不可分。今者，孩子们眼中颐指气使的导师、于丹陈果们的庸俗社会学成功学汤药、弥漫校园的功利心铜臭味......与师道中真理的指点、学术的探索、事业的建构、人生的启悟，形成一种怎样悲哀的反差？如此，孩子们的狭隘成功标准，孩子们的无从仰望高空而“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便与“师道之不存”或者师道存在的土壤——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精神生态，无论如何也脱不开干系了。
考尔德从安多里尼家里走出来，打定主意决计远走高飞，计划着以后找一个“同我一样又聋又哑的美丽姑娘”结婚时说：“我们如果生了孩子，就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藏起来。我们可以给他们买许许多多书，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不是正应了我们那句老话么——“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