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即政治儒学出现了。它在承续国（境）外汉语世界儒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力图给可能出现的宪法改造提供一个的文化合法化资源。紧接着，在它取得相当话语权力之后，又被商业化了。在商业包装与推进之下，以复兴儒学为导向的文化内含变成了国学的等价物。结果，政治儒学中的“政治”色彩被极大地淡化，而所谓的“文化底蕴”就扬作暴尘。
在一份名叫《神州》的月刊上，编者以特别醒目的方式推出一个专题－－“国学沉寂？”。
这份杂志的主办者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它的理事会则完全由商业人士组成，如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等。更有趣的是，这份杂志主要对准的好像不是公众读者，而是中高级政治决策机构和个人，每期赠出的杂志就高达27100册之多，它的名单是：
全国各大部委，500册；
29个省委省政府领导，600册；
500个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1000册；
2000名全国人大代表，2000册；
中央国家机关领导，500册；
国内国际36条航线指定乘机阅读，6500册；
北京8000个高档场所设立展示赠阅点，16000册。
刊出“国学沉寂”之间的那期是总第56期，即2005年第9期。
作为一个专题，其分篇各为《国学之忧》、《寻找国人的精神家园》、《访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等共13篇文章，所有文章对国学的定义都是基于对孔儒理念的描述，有的稍涉一点《三字经》、《百家姓》、唐诗等，但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墨子。
这不是国学的一个耻辱，至少也是一个笑话儿。
如在《国学之忧》一文中，作者三处提到他本人的国学观：
其一曰：“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北洋军阀倒行逆施，而社会上‘尊孔崇儒’也被别有用心的政治者利用…”
其二曰：“当代中学生可以穿宽大的和服，流（似应为“留”）着个性的发式，窜（似应为“穿”）梭于校园之间，可能不知道‘三字经’，对史诺比、米老鼠、kitty猫、皮卡丘和机器猫等耳熟能详……”
其三（引用一位叫楼宇烈的教授的话）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恰当的宣传应该与时代的潮流更贴进一些，把‘安身、立命、齐身、平天下’的精髓运用到实践中去……”
在这个记者眼里，国学中没有墨子的地位。记者写错别字不可避免，但不懂经史子集之“子”的含义，显然是个“社会问题”！那么教授就一定懂什么叫国学吗？
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院长说到何谓国学精神时说：“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学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是结晶，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一般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价值观念。例如《易经》所提倡的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儒家所说的‘以天下为已任’，和道家所倡的逍遥独立精神。各家学说综合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及精神结晶，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当然地没提到墨家。
墨家的学说究为何物？
简言之：它是儒家的批判者！
已故著名历史学夏曾佑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中国古代史》中说：“（墨子）其说与孔子相反。惟修身、亲士为宗教不可无，不能不与孔子同。其他，则孔子亲亲，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殆无一不与孔子相反。”
在孔儒几乎完全等同了国学的时候，重提墨学不仅学术意义重大，而且还有利用重构文化合法性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简单地说，构建政治墨学已实有必要，构建政治墨学的要点有六：
一、反对政治儒学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等级制度，所以它在社会政治方面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1、政治家族化，任人唯亲，并造就大量无公义感的利益集团；
2、模拟血缘化，造成从政者以人格为代价换取高位者认可的习惯，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心理处于不健康状态。
而墨学则无此缺点，它是一种普贤选能的观念。如《尚贤?上》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以墨学的尚贤思想来改造中国政治，则可避免儒学的“亲亲原则”。
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政治资源分配严重畸变，在传统改造上，只有选择优良传统即墨学，而不是用儒学为畸变提供文化合法性。
二、关心弱势群，建立普爱原则
普爱也就是墨学的兼爱原则，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儒学的仁爱是有差别的，而墨学的爱是无差别。
中国当今社会存在大量的多构态的弱势群体，只有引入好的文化传统－－兼爱主义，才能唤起整体良知。
更重要的是，依据墨学的尊重他人的原则，社会伦理就能正当地反对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无限度的剥夺。《兼爱?中》有去：“天下之害孰为大？，强之劫弱，众之暴寡”。
众之不能暴寡在公共选择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少数人，不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从而也防止“大众法西斯运动”的形成。
三、绝对和平主义原则
儒家讲究怀柔远人，但它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收买远人（不服从者），另一方面又力伐不服者（如孔丘之请鲁君伐田成子）。所以，在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的两千多年中，战乱相仍、篡弑不绝。
以墨家非攻思想改造政治伦理，则很自然地导向绝对和平主义。这在为学者所深知的《非攻》中已全面体现，此处勿须赘述。
四、明智的利用原则
儒家思想中虽有个人节俭的原则，但绝少与自然的协调原则。在墨家则有节葬、节用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阐发出明智利用原则，保证节约型社会的出现。
中国当今经济体积已庞大至巨世界第二、三位，但能源消耗值却高居世界之首，而有效利用率反居中下。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下去，不仅是国人之灾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难。
五、民选原则与有信仰的生活
孔儒的政治原则是贵族政治与精英政治，即一种拒绝民选的政治，只有君选（征、试）有权威性，而墨家则不同，它的“同君”思想就是一种道德性全民选举原则：“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称此为：天鬼与人民一致同意的原则（《尚用?上》）是“天子由民选举。”
现代政治文明已经确立了全民直选原则，这与墨家思想相契合、不违背。墨子说的“民”不是什么代表，而是“万民”即全体民众，其原句为“上者天鬼有厚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
墨家的“天鬼”概念不是巫术意义上的鬼神，而是与自然法中的“天”相一致。所以，深入挖掘墨学政治原理，不仅能导致自然法的文化合法性确立，而且能使人民过上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
六、构建一个创造性的世俗社会
孔儒基本上勾勒的是一个封闭的、反对创造性的社会，在宗教意识上它宣扬安贫知命。但是，墨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则是非命即不服从命运的原则，提倡国民（公民）的自由竞争，从而构建一个创造性的世俗社会。
在这种创造性的社会里，对天的敬畏固然重要，但墨家更主张“自求”即自我奋斗。这与新教伦理之资本主义原则相契合。
创造性的社会必是善于改革的社会，墨学的“取实予名”的观念完全否定了儒家的“因名责实”的反改革逻辑，也就是当一套指导社会生活的政治逻辑失效后，就不用修修补补来搪塞社会，而是勇敢地放弃失效的逻辑，代之以全新的政治思维方式。
如果以上六点得以知识系统化，它将很容易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契合，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本文为转载，作者綦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