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七年前
2003年春季的非典，我还上初一，家住农村，对于非典的印象非常有限，只记得学校会统计学生家里有没有外来人员，在教室会量体温，那时候板蓝根是抢手货。
周围没有病例，而且那时候农村的通讯尤其不发达，所以对于十七年前的那场疫情印象了了。
直到最近读了几篇文章，加上听周围人回忆，才对当年那场疫情有了一些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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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20年
过完元旦，步入202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21世纪新一轮的十年和十二生肖开头的鼠年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春节也将到来，我们开始忙着做年底总结，写新的工作计划，开年会狂欢，买过年的新衣服和家人的礼物，掰着手指计算如何能合理分配只有5天的年假，抱怨着回家的票真难买。
一切都如往年。
年前的转折
状态的转折是在1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发布消息称确诊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这个消息出来，我本人还没有多少的警惕。但我家先生知道后，说大兴区只有5家医院有发热门诊，而我建档产检的医院就是其中一家。所以，他坚决不让我22号去医院产检了，非做不可就回老家做。
我开始时不同意，觉得他小题大做了，哪有那么严重，而且回家也麻烦，又没有在老家建档。我提出我的犹豫，他一边给我普及当年SARS的严重性，一边让我婆婆联系家里的医院，看能否接受外地孕妇做产检。
而后，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时也说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
我被说服了，产检也确定可以回老家做，于是就把原定于23号的票改签到了22号中午。
1月21号，北京市昌平区又爆出两个确诊病例，整个北京都开始讨论这场疫情，口罩也开始脱销。还在公司的同事们也都议论纷纷，互相嘱托回家路上做好自我防护。
1月22号，做飞机的同事都收到需要提前4个小时到机场接受安检的短信提醒。我到了地铁站、火车站、高铁上，大多数人都带着口罩，包括地铁的安检人员和高铁乘务人员。我也真正的初步感受到这场疫情的气氛，大家开始做自我防护了。
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越来越多的地方爆出确诊病例，老家这边某医院也传出有疑似病例，产检又一次不得不取消，只能等待更加安全的时机，也好在还有2周的缓冲时间。
到了除夕这天，各种消息不断，疫情持续升级。我家先生警惕性更强一些，开始拒绝和取消接下来公共场所的聚餐和娱乐活动。更是把我当做重点保护对象，而我也确实承担不起一点风险。
年后的蜗居
大年初一，他出门采购了好多生活用品和食物，准备跟我开启居家模式。初一至今，我连家门口都没出过，我能走的最远的距离就是从卧室到客厅，窝的实在无聊，就逗弄他或者透过窗户假装跟外面的人打招呼、聊天或者唱歌，反正外面人听不到。
正如马亲王在微博上转述他朋友的一句话：
现在我才知道，宅在家里独处的乐趣，有一半来自于随时可以外出。
而除夕至初二的日子，用和菜头这段话来描述再贴切不过：
没有春节，没有团圆，没有假期生活，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病情进展，在微博和微信里刷各种消息。等到一天终了，又怀着忧愤难以入眠。
类似这样一轮轮刷下来，一天天刷下来，内心一次次感到挫败、沮丧、焦虑、愤怒、紧张。除了看新闻，转发消息，对其它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整个人也会因此变得易怒、敏感、消沉。
到了年初三，我也开始意识到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对自己和宝宝都不好，开始有意识的让自己从铺天盖地的疫情及相关报道中抽离出来。
同时，还意识到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时，有点“思考无力”，我看到很多信息，可是我很难根据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自1月20号以来，都是我家先生带着节奏、做出决策，而我就是傻乎乎跟着他。
正如润总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面对这场疫情，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十分有限，尤其像我这个孕妇，保护好自己，做好自己和家属的防护工作，就是对家人、对社会的负责。
少关注你改变不了的事情（关注圈），多关注你能影响、你能改变的事情（影响圈）。
要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现在有的是时间，用心做好每一顿饭，在家也可以遛弯运动，看看以前收藏电影，再读读书、写写文章，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最后，借用万维钢老师微博上一句话，算是一种警醒吧：
从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到如今，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度过了几乎是波澜不兴的三十年，正所谓“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而殊不知，放在人类的历史上来看，这三十年是极其不正常的。所以也许2020只是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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