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多级生鲜供应链形成的原因
(一）国土辽阔，生鲜种类繁多，且产、销地分散
由于生鲜品种繁多，中间商很难运输各种生鲜产品。中国生鲜蔬菜品种繁多，据统计，中国有食用蔬菜229种，常用蔬菜150种，而美国只有几种常用蔬菜。2015年，中国蔬菜产量占世界蔬菜产量的61.03%。批发商通常只运输少量或更多的蔬菜，很难完全覆盖。
生产配送区域分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为了便于农民经验的复制，主要产区往往会种植一到两个核心品种，产品上市后在一个产区的销售压力很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由于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新鲜度，一个单一的销售区域需要每个生产区域的支持，才能实现全年不间断的销售，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产品市场是"全国产销"的。由于生鲜品种繁多、产销分散等自然因素，大大增加了生鲜产品在全国流通的难度。
（二）上、下游分散，阻碍中间商规模采购
从上游来看，农户合作社的分散性极大地增加了下游统采的难度。我国"小农经营"导致新鲜农产品十分分散，农村合作社是农民最方便的整合方式，虽然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已达193.3家，合并了一批农民，但合作社的规模是相对较小的。2018年上游平均50户/个（合作社），这个数据远远低于美国的2001年1000户/个（合作社）的整合度，在美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为1600亩，远超过90%的中国农民拥有10亩耕地。如果取消不合格合作社的数量，每个合作社的农民数量甚至更低。此外，还有多达1.3亿个非合作社。更高程度的生产权力下放使得与下游源头最接近的农民，无论是经纪商、批发商还是零售商，都必须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这大大增加了采购成本，降低了流通效率。
事实上，中国的上游地区仍然以个体养殖为主，农户经营的分散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问题是：合作社管理水平低，科技水平低，融资困难，农民合作意愿受到地区影响，政府补贴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和规模。
管理、科技水平差，合作收入低。合作社的成员都是农民，缺乏科学的管理质量和技术创新观念，缺乏内部经营、财务管理、科学技术应用、洞察市场新动向、掌握各项政策法规等，严重制约了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融资难，资本投资少，技术落后，不能扩大规模。由于合作社组织结构松散，信用体系不健全，担保责任主体不明确。此外，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经常被用作融资的抵押品，使贷款难以实现。金融公司不愿借钱。因此，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成员的出资，但成员的投资意愿较弱，资金较少，生产流动性不足。
受地区和关系的影响，农民的合作意识较弱。他们不愿意与外地农民合作，更愿意与同村及附近的村民合作，"一村多合作社"的普遍现象阻碍了合作社的共同发展。
法律法规不健全，许多合作社的存在只是为了获得政府补贴。一些涉农企业利用法律的漏洞，在财政支持、减税免税、金融服务等各项优惠政策上设置了许多合作社。农民根本不了解合作社，不能享受加入合作社的好处，使合作社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三）中间商单体资金量、规模小，垫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弱
生鲜市场价格波动大，个体户批发商风险承担能力弱。由于生鲜供给受气候、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叠加其易腐性，因此价格敏感度高、波动大，往往在批发市场一天内同一品类生鲜价格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使生鲜批发市场充满高风险，故在流通环节需要抗风险能力较强的物流链来消化市场风险。我国批发商多为个体户，单体资金量小、规模小，风险承担能力弱，从而需要更多层级、更多数量的中间商来共担风险。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于多采用拍卖制，激烈的竞买使小型批发商被淘汰，少数有实力的批发商发展为大型株式会社，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背景使得为数不多的大型批发商可承担一定的市场波动风险。
零售业账期长，个体户批发商垫资能力弱。国内零售企业普遍占用供应商资金，为稳固销售渠道，上游批发商需垫付1月左右的仓储、场地租用、运输、包装等资金，而委托批发商代销或赊销买断的农村经纪商也需先垫付购货、包装、运输、装卸、租用场地等资金，承担批发商1月以上的账期。由于中间商资金量小，垫资能力弱，一旦某环节出现垫资困难，可能会导致其流通过程瘫痪，因此在收到销货收入前，生鲜流通所经历的层层装卸、运输等成本需要更多数量、层级的中间商分担，长久下来形成了稳定的多层级的批发体系。而日本批发市场货款结算账期很短，零售商一般需在在3-7天之内向批发商付款，批发商需在1-4天内向供货人付款。资金回笼快，使批发商可更大规模的采购，流通效率更高，供应链层级更少。
二、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政策体系
日本农协发展主要由政府在法律、财政、教育各方面推动：
1947年开始，政府推动了协会的建设。为了保护自耕农民，日本设立了农业协会法，建立了政府支持的农业协会。到1950年，全国99%以上的农民加入中国农业协会，农协可以享受原材料的优惠供应、产品的低价购入和慷慨的补贴。但由于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很多农民协会只有一个名称，类似于我国目前的合作条件。
1955年以来，政府颁布了促进协会稳定发展和合并的法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五次农民运动，对农民协会给予了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稳定了各级农民协会的运作，形成了与日本六国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基层、县中央农民协会三级制。并有利于各级中央政府落实各项农业政策。随后，由于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法律的推动，小农会不断地并入大农会。
70年代以来，农村人民的发展成为农民协会关注的焦点。协会不仅限于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还为农民提供经济、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方面的服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业协会三级制改革为两级制。为了提高效率，日本农业联合会将三级组织体系由基层改为中央，并合并了基层农业协会。到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从最初的10000下降到700左右。
美国合作社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有赖于其全国性农业组织对农户合作理念的转变：
美国合作社最早于1810年成立，到1869年一直处于萌芽阶段。
从1870年到1920年，农民的合作意识得到加强。保护者在合作社中的人数迅速增加，"农会"（田庄、农会）、"全国农民协会"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教育促进合作互助，深入农村合作理念，改革其生产方式和流通领域，为农民提供农产品储运、代销商品、批发原材料等服务。
从1921年到1932年，美国立法规范了合作社的建立和运作。政府大力支持合作社，颁布《合作社大宪章》和《合作社销售法》，规范合作社的设立和内部运作条件，严格执行"一人一票"制度，防止对合作社实行资本管制，进一步加强对合作社的支持。
从1933年到1945年，美国的合作信用制度和经营制度逐步完善。通过《农业信贷法》，美国建立了12个区域合作银行和一个中央银行，专门用于向农村合作社提供贷款。同时，合作社的管理和会计制度也逐步完善，合作社开始规范运作。
1945年之后，美国的合作社数量锐减。为了提高竞争力，成熟的合作社加强了"纵向一体化"的发展，从生产到销售的不同环节的合作社合并形成产业化。因此，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美日农业合作方式来看我国发展动因亟需改进的方案：
从美国和日本的上游一体化进程来看，其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合作意识的培养、工业化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财政支持和农业科技创新。这也是中国发展壮大合作社亟待解决的问题：
● 农户较强的合作意识为上游整合奠定了基础。美国早期多个全国农业协会对农户进行合作教育，日本农协在对农户生产、销售的指导过程中也培养了农户合作观念，使农户在经营上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对合作社整合接受度很高。
● 产业化发展带动上游整合。在美国，一个专业合作社一般只经营一种或两种产品，然后深度开发该产品，其销售、运输、储藏、加工等由相应的农业技术合作社、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农业设备合作社等提供服务，不同环节合作社合并将大大提高单个合作社竞争实力和效率从而推动其快速整合。而日本农协从初始就整合资源，统一负责农产品生产资料购买、加工、销售等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模式，使农协收益大大提高，上游较好的整合效果促使其可以继续扩大规模。
● 法律法规的健全推动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美国的多项法律为合作社规范发展，同时为不被资本掌控提供了条件，使农户作为合作社收益主体，推动合作社快速发展。日本发布的经过28次修改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基本法》、《农协合并成法》等多部法律确立农协的地位并给予其发展指导，由法律和市场共同推动基层农协的整合。
● 财政补贴、信贷体系健全使经营资金充沛。美、日除每年的拨款、低息贷款和较低税收政策外，特别注重农业金融信贷建设。日本从最初设立农协时，就十分重视信用合作社业务，其全国农协银行现今为日本经营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农民无需担保即可贷款。美国建立"联邦农业信用管理局-中央银行-12个地区土地合作银行"的融资机制，农户只需以土地作抵押即可得到贷款，融资很便利。强大资金支持解决经营资金周转难题，为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 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化发展，提高生产率。因务农人员数量越来越少，且人口老龄化，日本极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协内部建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美国联邦政府自1996年始就着力于农业研究、教育以及农业科研攻坚战略计划，每年20亿美元投向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使农业科技不断创新，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业规模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 此外，日本农协以农村全面发展为主的观念，与农户相互促进发展。农协在农村的服务触角很广，包括原料供应、技术指导、教育培训、农产品加工、存储、销售，以及信贷、保险、医疗保健等，保障了农民生活水平，让农民与农协相互信任，使更多的农户加入农协并专注于生产、培育新产品等；相应地，农户的高收益也进一步促进农协发展。
从下游看，我国小B企业的分散，使几家批发商难以满足众多门店、摊点的供应。
● 餐饮企业分散增加供应商采购难度。在餐饮市场我国130强连锁餐饮店门店数只占总餐饮门店数量的6.2%，尽管当前我国餐饮门店数是日本的9倍，但在门店集中度、市场规模集中度上都远远低于日、美。若去除中国的肯德基、百胜、星巴克数据，其门店集中度会更低。分散的餐饮门店因对各生鲜的品种需求多样、质量标准要求不一，一家餐饮店很难由一家批发商供货齐全，加大供应商采购难度。因单个出口订单量很大，一些批发商更愿意做出口业务。
● 在生鲜零售端，农贸市场销售占比达73%，大量分散的摊点、门店进一步冲击生鲜规模供应。
● 我国小C的需求多样性拓宽了生鲜流通区域。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使消费者对生鲜品种、新鲜度要求很高，购买一般为高频、低量；美、日多食冷冻品，通常一次购买一周所需食材，且生鲜品类较少。因此中国的生鲜需在全国更高频、更大范围的运输、流通。
整体上看，上下游均具高度"分散性"，中间商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采购，也无法实现规模化销售，若与中间商的流通呈现沙漏状，显而易见其整体效率非常低，稳定的多层级分销体系反而纾解了上、下游流转不畅的局面。
三、多级供应链仍存在损耗率高及非效率的问题
多层运输、装卸，损耗率大幅提高。多级供应链涉及流通环节众多，且由于其"产全国销全国"的市场特点，长途运输不可避免，国内批发零售冷链物流尚不完善，运输环节损耗率较高。产品最终达到消费者手中花费时间较长，国内生鲜农产品25~30%的损耗率相较于美1~2%、日5%非常高。
信息流转不畅，致使农产品抢购滞销、批发商亏损情况频现。1）生鲜价格暴涨暴跌陷入恶性循环。由于供应链太长，远离市场的农民通常只能根据去年行情选择种植品种，或者从批发商、农村经纪商那里获取市场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是很滞后的，如果去年销售较好的生鲜在今年大规模种植反而会造成供给过剩，其他品类供应匮乏，导致农产品滞销、抢购现象，第二年农户继续根据今年的市场选择热销产品，又会使此品类明年价格暴跌。从而导致生鲜价格暴涨暴跌情况陷入"怪圈"。2）价格变动信息传导慢致使批发商严重受损。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受阻，生鲜在流通中的价格波动无法及时传至各级批发商，可能会使其收购价反而高于售价严重亏损，因而批发商承担的价格风险较高，若其囤货，则风险加剧。而较高的价格风险又需要多量、多层的批发商共担，使得信息流转不畅与供应链冗长相互制约的局面难以被打破。
批发商"舍近求远"，造成资源、效能非效率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多级供应链使各地市价不一，批发商受利益驱使追逐"远市"
批发商并不总是直接将生鲜批发到距离最近的批发市场，而是先将"单品菜"运往知名度高、吞吐量大、销售更快的批发市场销售后，再配以多品种的高价蔬菜运往其他批发市场，主要系批发市场因辐射范围、品类数量、地理位置等而被划分为不同层级，不同层级间因各自为政的逐利性，其销货速度、销货量、生鲜差价均不相同而产生获取更高利润的机会，供应链层级越多，批发商获利机会越多，资源非效率越严重。若超市采取直采，去除供应链中间层，则生鲜在内部统一销售管理，没有其他中间商参与，即可直接避免因供应链不同层级追求更高利润造成的不效率问题。
以批发商从内蒙古呼和浩特经销土豆为例，若直接将30吨土豆以0.3元/斤差价批发至距离更近的北京批发市场，则全部售完大致需要5日，扣除运费0.4万元，此趟利润为1.4万元。但若先将土豆运输至距离更远的寿光批发市场，以0.2元/斤售卖20吨获利0.8万元，由于寿光市场吞吐量大，只需1日即可销售20吨，相较北京市场5日才能销售30吨，其风险更低，剩余10吨土豆再配上20吨差价更高的芸豆共同运输至北京批发市场，扣除1万元运输费，这趟距离更远的运输利润为1.8万元，比直接运输至北京的利润高0.4万元。
（二）市场信息不对称，批发商被迫销往"远市"
多级供应链使得市场信息不畅，批发商可能无法准确掌握较近的批发市场价格、需求信息，不愿意贸然进入，而距离更远的批发市场吞吐量大，销售风险更低。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一直缺乏中高品质蔬菜，但省内黔东南蔬菜年外销量为10万吨左右。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黔东南不知道贵阳市场需求如此大，也不了解贵阳消费者在什么时间段需要哪些蔬菜及价格等信息，导致菜农不敢贸然大规模进入贵阳市场。其农委总农艺师甚至仍在外考察广州批发市场，帮助黔东南菜农找市场，其表示如果早知道贵阳市场有如此强烈的合作愿望，肯定更愿意与贵阳方面洽谈。由于供应链多层级，农户与下游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户只能向信息更透明的远地的批发市场运输，造成效率不效率问题。
销售的生鲜难以溯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生鲜经过在多级供应链中的流通中，经过层层加工、包装、运输，溯源信息难以保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很难追溯同一品类生鲜不同源地，由此容易造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
超额收益的分散使消费者承担更高的生鲜价格。当前生鲜产地的收购价与终端售价的差距很大，其中大部分是因运输、包装、挑拣等环节的必要成本加价。尽管生鲜的流通利润在经过地头、各级批发商、到终端零售商的分摊后，每个环节的利润率均很低。
但在较长的供应链上，农村经纪商对各地不同生鲜市场的品类、价格、质量等信息的了解、多级批发商对市场风险的承担仍分散了一定的超额收益，若能够减少供应链环节，使收益可以集中在农户、零售商上，生鲜零售价可以进一步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