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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那年，母亲在镇子里的银行工作。
八岁的我背着书包被挤出校门口，站在小卖部旁边，等一年级的刘白。
刘白小我一岁，他母亲和我母亲是同事，我们两个人经常一起放学到母亲的单位，周末也一起写作业。
我问过他，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他打算怎么办。
他说，如果不疼的话，死了就死了吧。
我用帽子抱住脑袋，说：
“其实也挺公平的，大家都一起死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一起死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虽然有些人活的长，有些人活的短，但终于可以不为任何人操办后事了，也不用在每一个亲人的葬礼上哭丧。
如果能够同时死亡，那就不会为谁的死而难过了吧。
但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迎来了2013年的元旦，传说中可怕而让人心惶惶的世界末日，终究没有到来。
“还挺遗憾的呢。”我叹着气说。
从那时候开始，年幼的我骨子里就透着悲凉的东西，和开朗活泼的刘白形成剧烈而明显的对比。不过因为年纪小，所以内心深处的不对劲还并未被人察觉到，就连我自己，都尚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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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常常跟在我后头，管我叫“佳琪姐姐”。
从多少年之前，我就开始叫赵佳琪这个名字。
记得刚见刘白的时候，我的母亲对他说着我的名字，并说了句：
“白白少佳琪一岁，管佳琪叫姐姐就行。”
我管他叫刘白，也只叫他刘白。
周末的中午，我和刘白负责去旁边的小商场买菜，厨房阿姨通常会写给我们一张小纸条，上面有着“两根胡萝卜”的字样。
每次去之前，我都会跟母亲要十块钱去买零食，有时候咬咬牙，拿这几次攒下的零花钱买一个九块九的芭比娃娃。
我也用这些钱买过橡皮泥，买过两块钱的红烧牛肉面，买过卡纸和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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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经理的办公室是我和刘白的据地，我们会用那台连不上网的大屁股电脑玩三维弹球，还有蜘蛛纸牌和扫雷。
我们烧开了水泡了碗红烧牛肉面，而我只喜欢喝汤，刘白负责吃面。
每次都是我先吃，他只会让我剩一点给他。
那时候我的三维弹球玩的很厉害，刘白在旁边抓着我衣领要和我抢这唯一的一台电脑。所以有些时候，我反而希望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留下我自己在这里玩电脑。
但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我又会嫌自己太无聊，就过一条宽马路去对面的一家超市找他，跟他说我买了橡皮泥等他一起玩，但最后他还是会选择在那家超市里，和他的同学一起，玩4399的一款名叫“森林冰火人”的双人小游戏。
刘白不在的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和等他回来。
银行门口有一家报亭，里面有许多的鬼故事杂志和童话书，我每天都会借几本，看完之后再完好无损的归还给报亭里的一对老夫妻。
那几年，我无意中看到过露骨的成人杂志，看了好多本灵异的鬼故事，也读完了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纯美童话。但却能没把自己好好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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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晚上下了班，会有拿着枪支的人来拖走一箱一箱的钞票，而我和刘白也自然可以去办公区域里玩箱子。
那是记忆里最开心的事。
银色的保险箱像极了旅行箱，我坐在上面，把它当做小车，而刘白在后头推着我滑行，我对着大堂经理做鬼脸，嘲笑他个子很矮。
很多人习惯把我和刘白当做是青梅竹马，但其实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我在幼稚的年纪里，有偷偷暗恋的小男孩，他也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
可重要的人，往往穿过多少个年月都还是重要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是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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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回想过，关于刘白的其他记忆。但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一段记忆莫名留了白，怎么去回想都想不起来。
只能记得一些零散如斯的片段，记得曾经和他打过架，整整两天都谁也不理谁，记得总给他喝我喝剩下的奶，记得他总喊我“佳琪姐姐”。
我记不起他的模样和声音，但总觉得，如果在人群里偶遇到，是能够一眼认出的。
在我十岁那年，他搬了家，转了学，去了城里，走的时候没打一声招呼。
我只从母亲嘴里知道他不会再来找我玩的这个消息，也没有任何悲伤，更没有找过他，甚至开始不在意任何人的消失，也什么都没追问。
后来我也有想过，可能是他母亲升了职，可能是他不好意思说出那句“再见”，所以他才一声不响的搬走，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下。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薄如蝉翼，只要有几年的留白，就能让两个无比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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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上初中那年，他回老家找过我。
他个子变得很高，像当年上映的《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站在我旁边显得有点尴尬。
他手里的iPad是我一直想要的牌子，衣着也漂亮起来。
那天的我们都僵硬且尴尬，完全没有小时候相处起来融洽，也似乎感到了一种隔膜。
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名字都是艰难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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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几天，我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
到现在我还是不敢说，我把他找了回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找到的那个他，还是不是他。
或许我们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就在他不告而别的那天。
我一直没问过他，是不是对于稚嫩的孩子来说，告别就是最大的世界末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