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出差时》——铁托主义批判
在1992年接受访问时，记者问道在电影中重返铁托时代的必要性，库斯图里卡说道：“南斯拉夫在冷战中看上去是个好学生，但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深植于铁托主义，铁托留下的民族主义死灰复燃。”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963年4月7日,国名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的领导者铁托采取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适当照顾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等做法,极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使南斯拉夫内部稳定,外患不生。同时，在铁托的领导下,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西方和前苏联的夹缝中表现得不卑不亢，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尊敬。
“‘铁托主义’就是以其命名的一个政治思想体系，指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尺度，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外事务，抵制苏联的干涉和控制。”在铁托时代，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发展共产主义的目标常常独立于（甚可谓对立于）前苏联的政策。1948年，因为与苏联的分歧不可调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这段时间自1948年开始直至1955年为止，直至苏共二十大之后，两国关系才恢复正常。虽然铁托主义为前南斯拉夫在国际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形象，但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所延伸的一系列政策，如为了平衡各民族利益而实行的党组织联邦化、民族共和国代表均衡执政等，都造成南斯拉夫联邦中央权力放弃过多、地方势力过大，使日后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都拥有了独立的能力,给分裂留下了隐患；同时为保持国家的统一，铁托又不得不大权独揽,以个人威信来加强联邦的凝聚力，其结果就是，在1980年铁托逝世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仅仅延续了10年就宣告瓦解了。
库斯图里卡的第二部影片《爸爸出差时》，讲述的正是在南苏关系紧张时期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影片中，库斯图里卡借助孩子麦里科的双眼，见证了他的父亲因一句政治言论被捕到重获自由的过程，反映出铁托主义的政治高压下亲人反目的现实。这部影片也一举夺得了1985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
一、极权主义对家庭的破坏
影片围绕着一张极具政治隐喻的报纸图片展开。在这张照片上，马克思端坐着，在他的头顶上居然挂着斯大林的照片。在情人安吉卡面前，麦里科的父亲随意地评论了一句：“他们太过分了。”而麦里科的舅舅在安全部门工作，对于同样的照片，他试探性地问安吉卡：“很聪明，是吗？你也赞同吧？”“有些人不同意。”一心想要报复父亲的安吉卡将父亲的“反动言论”在“无意间”透露给了麦里科的舅舅。很快，父亲被小舅子请进了昏暗的办公室。审问在忐忑和迂回中进行，小舅子至始至终没有向父亲透露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告诉他将被发配。于是父亲便一头雾水地“出差去了”。
在访谈中，库斯图里卡谈到这张漫画时说：“这张漫画并不是我虚构的。电影中的那张报纸就是1950年的《政治报》，漫画的作者是南斯拉夫的讽刺漫画家Zuko Dzumhur。”麦里科出生于1944年，影片中大约五、六岁，那么可以推断影片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大约在1950年左右，而在1948年，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了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政治报》是南斯拉夫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官方报纸，1948年4月28日起由南斯拉夫人民阵线联邦委员会领导。那么这幅图片的真实含义可能是漫画家在讽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以父亲对这幅照片表示的不满，正是指责南斯拉夫官方报纸用这样一张图片讽刺斯大林，“他们太过分了”一句，说明父亲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客观和温和的，还比较敢说“真话”，哪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
库斯图里卡还说道：“在这部影片中，政治是讲述一个孩子和他家庭历史的借口。另外我认为任何一部影片都是‘政治的’。没有哪部重要的电影没有一个政治背景。但只有政治的电影的是可鄙的。我不喜欢那些有论点的电影，这些电影企图给出公正，希望展示国家的负面、政治的阴暗、CIA总是在试图掩盖真相之类……这些当然是事实，是历史的事实，但电影并不支持粗暴和简单化。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让人们去看——政治，是如何作为一种手段去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家庭，如何破坏或帮助它们，如何使它们解体或结合。”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库斯图里卡将家庭中舅舅的角色设置为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意图，这样的设置使得父亲和舅舅之间的矛盾更具张力和隐喻的意味。一个哥哥，一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者，毫不留情地亲手破坏了自己妹妹的家庭，没有什么这个更讽刺也更让人心酸的了。在这个表层之下，是极权主义政治对于家庭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扭曲。当妹妹希望她的哥哥能透露一些丈夫的消息时，哥哥闭口不言，在两人的争执中，出现了这么一段台词：
—“他是你的姐夫！”
—“那又怎样?我是党的战士，明白吗？”
二、极权主义对儿童的扭曲
在影片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塑造成年人，也塑造了孩子。小主人公麦里科不仅经历了父亲“出差”去的现实，同时也被极权主义日渐扭曲着。父亲在新的地方渐渐重获自由，有了新的工作，一家人也终于团聚。麦里科也获得了在大型活动中给市长献火炬的机会。然而，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儿子依然因为紧张而在献火炬时将台词背错了。
背错台词的麦里科当场就傻了。下台之后，他在父亲面前伤心地哭了，他泪流满面地说：“这都是别针的错，我再给你背一遍吧，爸爸。”父亲微笑地拒绝了，并把儿子揽在怀里，他说：“你想当我的小小共产党员吗？”这一场景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一个小小的孩子，要在众人的注目下背诵一长段连自己都不懂的革命语录，并在犯错之后内疚不已，库斯图里卡用孩子的异化来控诉极权主义的僵化和磨灭人性的本质。同时，经历过政治风波的父亲虽然在之前严格要求儿子反复背诵台词，但在儿子出错之后却异乎寻常的宽容，也传达出库斯图里卡对极权阴影下人性美好一面的信任。
另外，麦里科与小女伴玛莎之间的纯真情感也成为了这部阴郁影片中的一大亮点，它足以让影片中所有成年人羞愧。麦里科和玛莎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一起弹钢琴，并在晚上梦游的时候来到玛莎的家里，爬上玛莎的床安然入睡，他在旁白中说道：“我在1951年9月2日陷入爱河……我喜欢跟玛莎一起写作业，我希望永远都能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我动一动，心跳就会加快，我马上恢复平静，继续写作业，如果被她注意到了，我会很难堪。”这一段关于爱的表述也许是世间最纯洁无暇的了，它与父亲和情人的纠缠、背叛妻子，情人又背叛父亲、投身舅舅怀抱等成年人之间的“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使我们看到了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人性散发出的微弱但明亮的光辉。
三、政治批判期的库斯图里卡电影
1980年5月4日,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这个一生饱受争议的老人被安葬在他生前最爱的花房中。当时，多达70万的民众以及来自107个国家的200余名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在库斯图里卡的巅峰之作《地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历史的真实影像。
随着东欧剧变的影响,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铁托逝世后10余年后就分崩离析了。而对于铁托的评价，在日后也分为两极：在老一代南斯拉夫人心中，铁托将军依旧是不可取代的英雄。他们普遍认为，铁托不仅带领南斯拉夫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的国家，而且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顶住了来自苏联和西方两边的强大压力，发起“不结盟运动”，将10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在了“不结盟运动”的旗帜下，因此，铁托是一位真正的“刚强铁汉”；而对于生活在当今“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潮盛行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听到更多的是“铁托是独裁专治的共产主义者,与西方自由世界不和谐”的谴责之声。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正拍摄于铁托刚刚去世的1981年—1985年，可能正是因为深受“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潮”的影响，青年库斯图里卡在这两部影片中对铁托主义的批判态度是十分鲜明的。通过这两部影片，我们也看到了库斯图里卡的“政治野心”，而这种“政治野心”也终于在10年之后的《地下》中爆发了。可以说，《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反映了库斯图里卡早期的政治批判冲动，直指铁托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社会政治现实与人民的精神状况，为《地下》中的全面政治反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Our Yugoslavia", crossed-interview between Enki Bilal and Emir Kusturica,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september 1992
2、徐兴柱《论铁托主义的成因》[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P88
3、"Our Yugoslavia", crossed-interview between Enki Bilal and Emir Kusturica,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september 1992
4、Interview from the press kit of "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 july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