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著｜
（继前）
七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尚未触及呢！
此书所论述的认识论，一开始就引入了万事万物由于次第串接的作用与反应形成了因果链和因果网。这样因果性就是我们认识论的基石。
但是休谟由彻底的经验论出发，说无法找到因果性的必然存在依据。他认为所谓的因果性，只不过是大脑对事物历时态印象的先后关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后形成的虚幻判断。休谟就用这样的论述对因果性的可靠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解构。
休谟的这种说法像是张飞立于长坂桥上，对每一位认为客观世界具有因果性的哲学家大喝一声：“拿不出客观世界必然存有因果性证据的，不必来战！”
我们看到康德退缩了，他绕过了从客观世界拿出因果性证据的通常做法，而悄悄地绕入人的主观意识中，说是在那里，人们先天就已经具有因果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人的知性列出了十二个先验范畴，并在其中的关系范畴中解释原因性与从属性时，引入了原因和结果，即因果性。但是这种引入和解释却让绝大多数人都有不明觉厉之感。
哲学家们之所以总是被休谟在“长坂桥”上喝于马下，就在于他们论述的认识论，都是由外向内的单向反映论。持这样单向反映论，绝对无法驳斥休谟认为因果性由是脑内神经联结而成的虚幻判断这样的结论。而探究哲学家为什么无法从单向反映论的陷阱里跳跃出来，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从感性世界中明确地析滤出作用世界。
我们已经知道，作用世界中物体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人的肢体引发的，更为重要的是，是由人有意识有控制地主动引发的。比如，我们向池溏扔一块石头，就是由大脑控制手和躯干运动的结果。当扔出石头后，不难在感性世界中观察石头的轨迹、落水点和在水面上引起的涟漪，以及听到石头击水的声音，等等。这时必然得出先有投掷石头的主动运动，然后才引发客观世界其他物体（比如水面的涟漪）应动运动；而没有投掷石头的主动运动，决不会有后继其他物体的应动运动。这种在客观世界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原因与结果必然联系，就是因果性。还要注意一点，当我们向池溏扔一块石头前，早已经在大脑中敷演了扔石头的主动过程以及其后其他物体的应动结果，不用说在意识中也早已运用了因果性。这样，我们在意识内部和在客观外界都同样映证了因果性。
更有意思的是，因果性的映证得益于作用世界被包含于感性世界中。只有这样，作用世界主动引发的物体机械运动，以及它们在感性世界引发的各种可观察可感知的其他应动运动，都可为人的感官直接获得，从而从客观世界中获得原因与结果必然联系的因果性。
比如当我们假设某人又聋又瞎，除了四肢可动以及皮肤的触觉外，没有其他感觉功能。这样的人所具有感性世界，仅与他的作用世界等大。他投掷石头后，就无法获得石头离手后后继的任何信息，对他来说，无法建立身体之外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当然，他可以通过向自己身体投掷石头而获得这一点因果性。）
更为重要的是，浑然一体的大千世界，由于感官的“地平线”作用（接受运动方式“质”的规定性和“量”的极限性），被划分成感性世界和彼岸世界。但物体因果性决不会因受感官“地平线”的限制而局促于感性世界内，而必然会越过这条所谓的“地平线”。所以我们虽然无法感知“彼岸世界”真实物体和它们的作用方式，但是由推断，因果性在彼岸世界仍然成立。
八
以上分析因果性的来源，是由人的主动肢体机械运动引发大自然物体各种应动，之后再将应动结果回馈到感觉而形成的。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我们理性思维的结果。那么，个体人混沌之初，其最初因果性的概念又是从何获得呢？现代科学已有结论，已经论证了认识（包含了因果性）初始获得和其后发展来自于人们幼年时期的活动。
皮亚杰在详细论述个体认识发生论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个体的认识起源于个体的“活动”。皮亚杰所指的活动，其意义就是一系列操作实物性的动作（如婴儿推动一个玩具，使得客体发生位移等活动）。皮亚杰认为，人获得知识的过程既不是起源于先天的禀赋，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源于活动，并且认为活动是认识的源泉。
而最早的活动是与生俱来的无条件反射，由一系列刺激—反射弧构成。某种刺激因素对应某种反射活动的必然联系是先天的控制作用模式，皮亚杰称之为先天图式。比如婴儿出生时，吮吸反射就是一种先天图式，婴儿刚出生时，通常不加分辨地吮吸塞到他嘴里的任何东西，在出生后不久，婴儿学会了区分。他饥饿时，只接纳有奶汁的刺激物，而拒绝无奶汁的刺激物。这时，先天图式就分化了，婴儿便具有了两种吮吸图式，一种与有奶汁的刺激物相对应，另一种与无奶汁的其他刺激物相对应。就在这里，我们看到婴儿通过肢体活动（吮吸动作）建立了两种因果性。因（有奶）→果（吮吸），因（无奶）→果（拒绝）。
进一步看，先天的刺激—反射控制模式也是一种因果性，我们还得追溯先天的刺激—反射弧这类因果反应控制模式的来源。这些控制模式是由人的种属在长期的进化历程中形成。对于个体人来说，它是一种先天图式。但从人的种属来看，它是长期生存经历在遗传物质上的印痕，是世世代代的行为在遗传物质上的记忆。它的形成由遗传物质DNA上的随机突变发生，并通过优存劣汰的生存斗争过程保存。
这样，我们层层推进寻根究底地寻找因果性的来源，一直可以追寻到人的种属在动物界时的进化过程。但是，这种因果性的来源，就不是康德所陈述的不知所以的先天禀赋，而是可以由科学论证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对人们认识论中的因果性来源放心了。也就是这样，我们就驳斥了休谟由彻底经验论所导致的因果性不过是大脑对事物历时态印象的先后关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后形成虚幻形式的判断。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康德和休谟。哲学中的认识论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深化、不断建构的过程。它建立的是科学的科学，探究的是规律的规律。只有当科学不断进步后，它把科学的新成果、新结论、新规律作为自己的“质料”，然后才能扬弃陈旧的认识论，构建一种崭新的认识论。
要知道，休谟（1711—1776）和康德（1724—1804）主要生活在18世纪，那时主流的基督教宣称上帝在开天辟地的第六天创造了人类。而1650年，爱尔兰阿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认真研究了圣经，甚至定下了宇宙诞生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的早上9时。那时还没有现代生物学、进化论，人们无法用生物学的成果、进化论的基础来研究认识论中的因果性来源。康德和休谟只能依据当时的科学成果，运用思辨的方式，提出由彻底经验论否定存在因果性，和先天形式（包含因果性）统摄后天质料的双元论。但这些是了不起的成就，有着振聋发聩作用。时至今日，当人们认真研究人们何以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时，这些结论仍然是绕不过的“巨大礁石”。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说，现代认识论也会在新的科学理论和事实形成新的“质料”后不断发展。只不过，我们无法预知新的认识论是怎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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