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到今天，西方哲学经历了许多变化。其中，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几乎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形态。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它们之间的显著变化，这就是：在传统哲学中，核心问题乃是“是”；在语言哲学中，核心问题则是“真”。应该指出的是，在“是”与“真”这两个不同的哲学概念中，在围绕它们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中，不仅可以看到哲学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看到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论述西方哲学从“是”到“真”的这一发展变化，并且围绕这种变化探讨西方哲学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一、“是”与“真”
说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乃是“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问题，也不是说其他问题不重要，而是指“是”非常突出，并且围绕它的讨论贯彻始终。说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真”，并不是指它只讨论真，不讨论其他问题，而是表明，不仅“真”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围绕它产生和形成了许多具体的理论，而且其他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它，都会与它相关。因此，在我们探讨从“是”到“真”的变化之前，首先应该说明这两个问题和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形成的不同哲学形态。
谈论“是”的问题，人们一般总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因为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明确提出要研究“是本身”。而且自那以后，“是”就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作用是重要的，他的思想和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虽然这个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以学科的方式明确提出来并且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却不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和讨论的。巴门尼德早就为人们指出一条“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的知识之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也有许多关于“是”的深入探讨。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有来源和基础的。我认为，在“是”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首先谈到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因为都不知道或不重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事情（实际上关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也有许多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也有许多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主要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学科的意义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他明确地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①。正是这种在科学或学科意义上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研究使人们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上面来。因此，后来有了以它为核心的哲学研究，并且形成了这样研究的哲学传统。
为了说明此问题，这里特举出哲学史上几个著名的例子。例一，“我思故我是”是笛卡儿的名言。众所周知，笛卡尔对认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思”，他的创建和贡献也主要在这里。但是很明显，他也谈到了“是”。这是因为他要把自己的讨论基于哲学传统，特别是基于哲学传统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换一种方式也许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基于哲学传统，站在哲学主线上，因此他的哲学创建才会具有那样重大的意义，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例二，贝克莱的名言是“是乃是被感知”②。这典型地代表了英国经验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极端地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以致走向唯心主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也从“是”出发，也是依循哲学史的主线。可以设想，如果背离了哲学的主要传统，脱离了哲学的主要问题，这样的认识还会不会有那样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例三，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论题，关于它的讨论影响很大，也很久远。但是，这个证明的原初命题却是“上帝是”，出处是《圣经》中上帝的自述“我是我之所是”。也可以说，它原本是神学家们的讨论，属于宗教神学讨论的范围，可是经过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讨论，特别是经过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解释它之后，终于使这个证明成为哲学讨论的一个主题，因而也成为哲学主线上的讨论。与它相关，不仅延续了哲学主线上关于“是”的讨论，而且产生了“存在”这个概念，并且引发了与之相关的讨论，当然，也带来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康德的名言“‘是’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就是直接针对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相关的讨论。在康德的讨论中，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他对引入“存在”概念的批判和回到“是”这一哲学传统的企图，而且他的所有相关论述都是在形而上学和力图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讨论的大背景下作出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是以上足以说明，“是”乃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哲学史主线上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围绕“是”的讨论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形态。
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围绕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因而语言本身成为哲学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对于语言的分析无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意义理论却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关于意义理论，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意义理论要探讨语言的运作，因而必然要涉及“真”这个问题，人们关于这一点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在关于“真”的探讨中，人们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比如，真主理论、紧缩论、去引号论、极小论、代句子理论等等。它们有的以T语句为核心，坚持“x是真的当且仅当p”；有的以命题为真之载体，主张“P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P”；有的以句子为真之载体的，提出“‘P’是真的当且仅当P”；还有的认为“是真的”是一个形成代句子的算子。③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乃是讨论的核心概念，因为人们围绕它来探讨意义问题。比如，以“真”为核心构造语义理论，以此来解释自然语言中的意义；以“真”为初始概念来解释句子或命题的意义，等等。当然，也有人认为意义乃是最基本的东西，不需要以“真”来解释。且不论是不是通过关于“真”的讨论人们达到这样的认识，至少这样的讨论本身同样牵涉到“真”，同样离不开关于“真”的讨论。
若是宽泛一些来看待语言哲学，比如不认为意义理论是它的核心或主要理论，那么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在我看来，确实有不少谈论语言哲学的著作不是以意义理论为核心，比如谈论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游戏规则、私人语言等等，但是看一看今天谈论语言哲学的著作或者涉及语言的哲学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会谈到“真”，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都会涉及语义学，并且借助语义学的成果。在这种意义上，即使不认为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承认，在语言哲学的研究和讨论中，“真”这个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亦“是”亦“真”
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巴门尼德指出的知识之路“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由它（这条路）得出真”。④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巴门尼德的论述中，不仅谈到“是”与“真”，而且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还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并且是在学科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还明确地说，“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知识也是正确的”⑤。无论是否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这里是在学科的意义上谈论“真”，至少可以认为他把“真”与一个学科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学科就是他称之为研究是本身的那个学科。哲学要研究“是”本身，哲学是关于“真”的知识。最保守地说，这也表明，“是”与“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得到明确的论述和探讨，而且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前面说明了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乃是“是”，现在又指出传统哲学也探讨“真”，因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传统哲学会探讨“真”？既然“真”也得到探讨，它为什么没有成为核心概念呢？
在我看来，传统哲学探讨“真”乃是非常自然的。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概念乃是“是”。之所以谈论“是”，乃是因为“是什么”不仅是人们提问的方式，也是人们回答问题的方式。比如，人们可以问：什么是数？什么是行星？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国家？等等。对它们也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回答，而这些回答一定会是：“数是……”，“行星是……”，“勇敢是……”，“国家是……”，等等。这些问答可能会属于一些不同的领域或范围，比如数学、天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但是，“是什么”乃是这些问答的共同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方式。而“是”乃是“是什么”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是”乃是人们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基本方式的集中体现。这种方式不只限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方面，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把“是”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实际上是把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最根本的方式作为思考和探讨的主要对象。
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谈论“是”，一定要谈论“真”。因为当人们问“是什么”的时候，人们期待得到一个真的回答，即所得到的答案应该“是真的”；而当人们说“是什么”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的”。这里当然也就有了一个问题：它是不是真的？从古希腊起，一直有关于意见和知识的思考和探讨，其中，起区别作用的主要就是“真”这个概念。因此，“真”与“是”乃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也是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是”成为传统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而“真”却没能这样呢？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至少不像“真”与“是”的联系那样直观明显。简单地说，这个问题与逻辑相关。而要说明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是那样简单了。
第一，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并且他是在学科的意义上这样说的，由此为哲学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创立了逻辑，从而为哲学研究提供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他的逻辑最基本的句式是“S是P”，其中的“是”乃是最核心的概念，围绕它形成了肯定和否定，再加上量词，就形成了传统逻辑的AEIO四种形式。这样，哲学以“是本身”为研究对象，逻辑为哲学研究提供方法，而逻辑研究的最基本的句式的核心也是“是”。因此，在最核心的一点上，逻辑与哲学是相通的，并且形成统一。所以，“是”的核心地位被建立起来。
第二，亚里士多德逻辑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从事哲学研究的工具，也是在他之后传统哲学研究的工具。传统哲学家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是”本身的研究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关于以“S是P”为基本句式的逻辑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是”本身乃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来的，是哲学主线上的东西，而逻辑又被看做是一门学科，甚至是科学，因而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哲学研究离不开逻辑，因此，应用这样的方法，从事这样的研究，以“是”为核心，也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了。
第三，亚里士多德不仅提供了关于“S是P”这样基本句式的说明，并建立了以它为基础的三段论系统，而且还有许多关于“真”的说明。比如，他谈过在“真”的意义上的“是”，在假的意义上的不是；结合就有“真”，分离就没有“真”；所谓真，即是对“是”如此的东西的认识。他甚至明确地说，说是者是，不是者不是，就是真的，而说不是者是，是者不是，就是假的。这些论述不仅关于“真”，而且显然也牵涉到“是”。因此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对“真”不仅有许多论述，而且确实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关于“S是P”的论述是明确的，其结果也是明确的。比如“所有S是P”，“所有S是P”，“有S是P”和“S不是P”这四种句子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样的论述提供给人们的认识就不仅仅是直观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它们能够使人们认识到以前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从而使自己的相关认识从常识的水平提高到科学的层面。但是，他关于真的论述依然是比较直观的，不是那样具体。换句话说，什么能够被说成是真的，人们直观上本来也是有认识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关于真论述了许多，而且，他本人关于真的认识也可能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像关于“S是P”那样明确的结果，因此关于真的论述也只是符合人们的直观，毕竟不如关于“S是P”的论述那样鲜明、清楚。
第四，逻辑有句法方面的东西，也有语义方面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S是P”这种句式属于句法方面，而“真”属于语义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在句法方面是比较清楚的，而在语义方面不太清晰明确。因此，当人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时候，同时也就继承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它的句法方面是清楚的，而语义方面不太清晰明确。因此，关于“S是P”这种基本句式的论述始终是清楚的，而关于“真”的论述则不是那样清晰明确。我们看到，后来逻辑的一些发展，虽然也有关于“真”的讨论，包括关于量词域、关于悖论的讨论，但是最主要的，最明显的还是在句法方面，比如关于三段论第四格的讨论，关于三段论规则的讨论，以及中世纪拉丁文记忆歌诀的产生等等。因此，应用这样的逻辑来从事哲学研究，对“是”的关注一定会大大超过对“真”的关注。
第五，应该看到，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像论述“S是P”那样清晰明确地说明“真”，但是关于“真”，他毕竟有那么多论述。相比之下，后来的哲学家关于真的论述一般要少得多。那么，后来的哲学家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认识吗？我认为，这里可能存在着对逻辑和哲学的认识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大师，他建立了逻辑，就一定会有句法和语义两方面的认识，因此就会有这两方面的论述。尽管他在语义方面的论述是比较直观的，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这方面的认识，而只是说明，他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没有清晰系统地表达出来，或者说不如他对句法的认识表达得那样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逻辑著作和《形而上学》中关于“真”的论述是对应的，是相互匹配的，但是由于他的论述比较直观，我们就不能说他有一套完整的关于“真”的理论。如果不是认真仔细地分析，我们甚至很难说哪些论述就一定是逻辑的，哪些论述就一定是哲学的。相比之下，后来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如亚里士多德那样清楚。他们也会论述“真”这个概念，但是却不一定会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有逻辑语义方面的认识，并且有从这一角度进行的论述。比如，康德谈到过关于“真”的解释，谈到过关于“真”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黑格尔也谈到过“真”这个概念的意义，甚至谈到过“真”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哲学意义。但是很明显，他们对“真”的论述不多，而且我们看不出他们这些论述中有逻辑语义方面的认识和考虑。相反，他们对“是”都有非常明确和重点的论述。特别是黑格尔，甚至以“是”和“不”作初始概念，由此构造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这里关于逻辑的考虑，因为他这是从逻辑这门纯科学出发得到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哲学家们的论述与他们对逻辑与哲学的认识有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