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跃进饥荒
王家楼的那些贫下中农家家喜气洋洋。因村里地主多，田地多，本来的无田或少田户，都分到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连地主田里种下去的秋熟作物也连同田一起分到了家中，大部分贫农都分到了地主的房子。
秋天到了，一块块的白云向西慢慢的漂浮着，一队队的大雁向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一字。树上的树叶由绿色变成了黄色，风一吹，黄叶三三二二的飘落下来，几天下来，宅边上的几颗柳树下，变成了金黄色的一圈又一圈。
秋收结束了，今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贫下中农们个个喜笑颜开。共产党、毛主席给贫下中农带来了幸福生活，村里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还成立了秧歌队，青年男女们白天劳动，晚上跳舞、唱歌，大家腰系腰鼓，手拿鼓棒，鼓棒上缠着彩带，敲锣打鼓，随着“咚！咚！啪啦！咚！……”的鼓声响起，彩带也在空中飞舞，人们随着退二进三的舞步，扭起了秧歌舞，他们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作主人》等等歌曲。
碰到逢年过节，政府号召青年民兵们，背着三八式步枪，荷枪实弹地站岗放哨，以防阶级敌人要颠覆社会主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保卫红色政权。
王梅舍经历了这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后，有好几天昼夜难眠，过去的事情在眼前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不断出现。他回顾了已经过去的大半生，曲折坎坷，历尽艰辛，有喜有悲，也有怨。但时代变迁，世事难料，等明白更多道理时，人已过六旬，体力、精神均已大为衰退，真是人生苦短，人生不能有第二回，留下的只有无穷的感叹！
第二年春回大地，垂柳已经发芽，长出一片片的嫩叶来，田埂边的野草也都发绿了。贫下中农还沉浸在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中，人们开始了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春耕，广大贫下中农不辞劳累，使出浑身的劲要种好自己的田，因为以后田里的收成除了上交政府公粮外，余下全属于自己的，再也不交租粮了。他们从内心感谢共产党的恩赐，共产党是贫下中农的大恩人。
辛勤的劳动和大自然的恩赐，使绿色的麦苗由稀疏变为茂密，然后长成绿油油的一片，接着油菜花展示了金黄的色彩，菜花的芬芳香气引来了无数蜜蜂、蝴蝶争相采蜜。田野里‘不时传来贫下中农们的欢声笑语，有时还会传来婉转悠扬的歌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
梅舍从小在农村长大，种田不是外行，而且也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但总感到劲出不来，对前途感到茫然，觉得以后没有奔头了。加上年岁也大了，经历了长寿路买房投资失败及土地改革运动，使他大伤元气，体力和精力大不如以前了，田间劳作时，常会出现头晕眼花，直冒冷汗的情况。好在陈金姐和乡下姆妈无怨无悔，一直跟随他一起下田，一起回家。因陈金姐从小没有参加田间劳动，农田农活做起来有点别扭，乡下姆妈提议：金姐上午以家务为主，下厨做饭，料理家务，下午空闲到田间劳作，三人相互照顾，她们还经常劝慰和照顾梅舍，使他心中还有一些温暖。
1952年底，村里成立了互助组，王梅舍三人除了要种好自己的几亩田以外，还必须要完成劳动改造任务，每月有一周时间参加义务劳动，如修路，搞卫生，有时还要派出去修理海塘等。
为了便于贫下中农的监督，地主们必须戴上“地主分子”的黄袖章。劳动时不得磨洋工，拆烂污，稍有不慎，将会遭到监管人的漫骂，如有回嘴和反抗，会受到棍棒的殴打。所以王梅舍有时回家已经精疲力尽，瘫倒在床上，实在比自己田里劳动艰苦得多。
冬天农闲期间，政府要安排兴修水利，家家必须派劳动力上河塘开河，男女老少，挑的挑，扛的扛，用手推车拉是解放生产力了，用牛拉车是减轻劳动强度，可有时连牛也会趴下，趴在地上不肯动了。
政府派工作队驻扎在河塘上，“地主分子”王得忠（王仰之儿子）六十岁出头了，实在吃不消一个多月的开河连续劳动，想请假休息，工作队不同意。在公社广播站曹xx站长为主的工作组监督下，地主们每天在严寒冰冬的清晨，比一般强劳动力先做二小时义务工。他们赤着脚，踩在冰凉刺骨的泥水中，河床里的冰片，把他们的脚刮得血迹斑斑，等他们抽干河床里的水，让大家上工时能干脚动手。
王得忠不堪这样的凌辱，也确实承受不了这样的强劳作。早晨，乘提前二小时上工机会，跑到吴淞口，跳进冰冷的长江里，想了结自己的一生。幸亏吴淞港监工作人员发现，急忙派出快艇救起了王得忠，让他换上港监工作人员的棉衣，并用专车送他回来时，工作队真是哭笑不得，为了挽回工作队的不良形象，在河塘上还组织了个小型批斗会，批斗王得忠不服管教，以儆效尤。
1956年王家楼和全国的农村一样，成立了高级农村合作社。
上海城里实行公私合营，王梅舍长寿路上的四幢商铺全部被政府没收了，政府采用民族资本的赎买政策，即把业主资本折价后，逐年逐月付定息，付到1966年9月止。王梅舍每月能拿到10多元的赎买费。王福根和王福顺通过和有关部门的交涉，搬进了楼上的部分住房。
1958年全国农村都成立了人民公社，王家楼的农舍墙上到处写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社会主义好，”“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等等政治标语。
人民公社替代了乡一级人民政府。人民公社规定，生产队的社员都到生产队食堂吃饭。人民公社的干部号召每家每户的灶拆了，锅子也砸了，凡是家里是铁的东西，必须要上交去大炼钢铁，连烧饭的火钳，门上的门搭钮也要拆下来去炼钢，把宅前宅后种植了几十年的树砍了当燃料，在晒谷场上叠许多小炼钢炉，土法上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由于农民们不懂炼钢技术，结果练出来的铁都是废铁，练成一个个没有价值的铁疙瘩。
生产队劳动的农民都称为社员。社员们家家户户开始吃生产队食堂，干部们给社员群众开会宣传：“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三年赶英美，五年到达共产主义。”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锅饭，社员们“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大家吃得“肚皮像螳螂，做生活（干活）像站岗”“上工像条虫，下工像条龙”，大锅饭的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了。
看着人民公社这些干部的行为，王梅舍在家里对俩个老妇人讲：“现在人民公社这些干部，都在瞎指挥，今天炼钢，弄得大家家里连铁锅、门搭钮也要上交去炼钢。明天捉麻雀除四害，今后侬看好，田里虫害不得了，还要大搞深耕运动，掘地三尺，把地下的生土翻起来，把地表富有营养的熟土翻到下面，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陈金姐听着丈夫的话，马上讲：“梅舍，讲话要当心啊！给啥人听到，向干部报告，又是罪加一等的，你多吃饭，少开口！”
结果，庄稼都种在深耕后的生土上，农作物产量严重下降，农民们都敢怒而不敢言，否则，将会被插上白旗，定为右倾落后份子。
一些好大喜功的干部，为了讨得上级领导的赞赏，把每亩只有2百斤的粮食产量，上报为2千斤，曾至在报上登出了每亩粮食2万斤、5万斤。连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跳出了自己的学术范围，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鼓吹高产喜报。一个比一个高产量的卫星喜报层出不穷地“放出来”。媒体舆论的夸张报道，严重的浮夸风冲昏了决策者们的头脑，他们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干部们描绘着一幅幅步入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大家期盼着明年就可步入共产主义了。
揭秘当时资料，有一次中央某领导来上海，住在上海的西郊宾馆，上海市政府领导为了讨得领导的欢心，召集宾馆所有员工连夜铲除西郊宾馆的绿化，从郊外移植水稻来种置，密集的摆放，在稻穗上面可以睡个小孩也不会掉到地上，让人感觉到每亩水稻上万斤产量是“货真价实”的。不知后来领导有无看出“破绽”？
全国掀起了“大搞卫生，消灭四害”的运动,上海市发动市民群众连续三天把锣鼓敲得震耳欲聋，从早晨开始，每一个地方都站着人，连屋顶上，树上，空地上，人人手挥着红旗，敲着脸盆，对天呐喊，使空中飞翔的麻雀无停留之隙，然后一只只掉到地上，动弹不得。社员们把一天捕捉的麻雀，一箩筐一箩筐拿到食堂里，拔毛后烹饪，孩子们更是兴奋，“吃麻雀肉喽！吃麻雀肉喽！”红烧麻雀肉，社员们个个吃得笑逐颜开。
可是好景不长，麻雀消灭，农田里的虫害增加了，人们受到了破坏大自然生态平衡的报复。
王梅舍在这些群众性的运动中，必须完成各种指标，否则，将会受到贫下中农严肃的批判。
连续几年的政治运动，掏空了国库的储备，加上朝鲜战争所欠“苏联老大哥”的债，“老大哥”紧逼不舍，逼得中国人勒紧裤带还债，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人民政府按照地方干部虚报的粮食产量计算，征收统购统销的粮食。
社员们吃了没有多长时间的生产队食堂终于无法延续，寿终正寝，大锅饭结束了。生产队把收成的稻谷或者大麦按定量分配给社员，社员们只得重彻炉灶，购置铁锅，仍然以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吃。
等夏熟和秋熟，麦子和稻谷晒在场上时，贫下中农们都回去吃中饭，休息片刻，但王梅舍在每天中午必须义务在晒谷场上看鸡鸭，阻止农民养的鸡鸭吃晒谷场上的粮食，梅舍拿根长竹杆，看到鸡鸭来吃晒谷场的粮食，他高举竹杆，“哦唏……哦唏……”地赶走鸡鸭。这也算轻劳动，在赶鸡鸭的同时，生产队干部规定他一天还要搓满100托（二手平行伸直的长度为一托）的稻草绳。
下一节连载《黄梅天》第十六章跃进饥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