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视界020｜德法并治，以德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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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学《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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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大的理想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恢复西周时期的制度，即“复礼”；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在克己的同时也要“复礼”。克己复礼即仁（仁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国家治理上，孔子也是主张实行仁政或者叫德政，或者叫依德治国，即以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魅力来治理国家，并推而广之，从而使整个国家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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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2·1）

在这里，孔子讲为政以德，并不仅仅是指在全社会、对全体人民实行道德教化，而是首先要求为政者自己先成为有德行的人。在春秋时期，道、德两个字很少连用，道是道，德是德，“德者，得也”。《道德经》又称《老子》，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用，成为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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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为政者要用自己高尚的德行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就会得到教化，就会拥护你。这就如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在《学而》篇里，孔子讲了治国理政三原则，即“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1·5)这也是为政以德的具体体现。（敬请参阅《论语新视界008｜把握了这三条原则，人人可成为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点击看超链接）

也许孔子并不反对以法治国，但他更看重德的力量。他说：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2·3）

“道”今作“导”；“政”是指国家的政策法令；“齐”，是划底线，整齐划一；“免”是指免于刑罚；“无耻”是没有羞耻之心，不知羞耻；“格”，“正也”，纠正的意思。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规范百姓，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纠正自己。

孔子认为，你用严刑峻法去治理老百姓，他们只是按规定办事，心里没有道德标准，没有礼义规范，没有是非观念，不懂得以是为荣、以非为耻，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如果用道德教化，用礼的秩序去统一人们的行为，百姓就会懂得廉耻，并且会主动纠正自己的行为。

这只是孔子的理想蓝图，并没有几个人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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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适齐”后，景公和孔子谈论了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谈了两条重要措施，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政在节财”。景公很赞同，准备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孔子很高兴，认为按照他的理念治理国家的时机来临了。但是，遭到了齐相晏婴的反对。最终没有把尼溪封给孔子，加上其他原因，孔子回到了鲁国。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晏婴认为，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齐国如果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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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是个务实的人，为齐国的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晏婴对儒家思想的评价，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今天来看，也是客观的。综观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治理可以发现，仅仅依靠繁琐的礼仪来进行道德教化，是难以取得发展并实现霸业的。为政仅仅以德、以礼，就如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仅仅依靠严刑峻法，也是不行的，法家思想治理下的秦国从崛起到一统江湖到最后的灭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历史总是在不断的竞争中向前发展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都是必不可少的，也即应当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德治法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还是比较靠得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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