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汉朝开国之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刘邦出身平民阶层,深知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深感夺取天下的不易与百姓生活的艰难,所以格外注意用温和的方式统治国家。儒生陆贾建议他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刘邦认为很好,并付诸实践。在秦赋税制度基础上,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将税率定为十五分之一。与之前秦王朝的横征暴敛相比,这种措施无疑深得人心,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了保证人民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以屈辱换和平,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以缓解其袭扰,汉、匈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继续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整个社会“衣食滋殖”。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封建社会第一次“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前196年,刘邦平定陈豨叛乱后,被封为代(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王。前180年闰9月,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因为刘恒仁孝,被拥立为帝,是为文帝。从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文景盛世时代。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以“黄老之学”为治国思想,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目的就是鼓励农业发展,减轻人民负担。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如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前167年,又宣布全部免去老百姓的田租,算赋也由过去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也由一年一服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仅十余钱至数十钱。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国有山林川泽,允许人民渔猎采樵,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在全国废除了关卡制度,使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物畅其流,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文帝时期的社会财富积蓄很快,户口也增加很快,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家富裕的喜人景象。

对于苛刻的秦律,他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废除连坐法,又将黥、劓、刖等几种酷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代替。秦法规定,只要犯罪,就没有刑期,得终身服劳役。文帝则重新制定了法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轻的甚至可免为庶人。正是文帝政务宽厚,“禁网疏阔”,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400人,人民也都自谨守法,社会秩序相当和谐宽松。

而且,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以怀柔为主,不轻启战衅,以免生灵涂炭。吕后时,南越王赵佗因不满诸吕乱政,一度脱离中央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把赵佗在真定的祖坟修葺一新,对赵氏家族施以厚恩,并派陆贾二度出使南越,晓以利害,最终说服赵佗去帝号,归附了中央。对于北边的匈奴,继续采取和亲定边之策,厚贿匈奴;另一方面,又采取积极防御政策,“募民徙塞下”(晁错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编以什伍,亦农亦兵。开后世屯田之先河。它既起到了巩固国防的目的,也促进了边境的开发。虽然匈奴屡次背约犯边,但文帝基本上以守为主,除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又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派丞相灌婴率8万轻骑逐匈奴于塞外,这是文帝时期唯一的一次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以汉当时的国力,要和匈奴一战,胜负也未可知,但文帝怕烦扰百姓,只诏令边郡严饬武备而已,他甚至亲自出巡边境军营,检阅军队,却不轻言兴兵。

然而,文帝针对匈奴的战争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文帝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国家也在西北边境设立了36个牧马场,从事牧养的军卒达3万之众,为的就是实现有朝一日不战则已、一战必亡匈奴的宏图大志。这些措施,不但当时对防备匈奴大规模的入侵起到了警示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大规模北击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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