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语文大时空
高中语文粤教版必修4罕见地收入了同一作家的两篇文章：鲁迅，《拿来主义》和《阿Q正传》。 这种难得出现的课文奇观，却总是被我们轻易放过，我也是在教过多遍之后才突然想起：难道这两篇课文之间就没有值得对读的内容吗？
根据“互文性”理论，这两篇文章当然有相互指涉的地方，而且细心考究，还会发现只有作这样的对比解读，才会发现文章的奥秘和不足。
孙绍振教授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鲁迅心中有小说艺术和杂文艺术两根弦，两根弦有的时候构成和弦，有时则互相打架。”《拿来主义》是杂文，《阿Q正传》是小说，这两篇文章之间，是“构成和弦”，还是“互相打架”？
对于《拿来主义》而言，鲁迅的小说艺术使杂文艺术锦上添花。
作为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时事的文艺性论文，杂文和时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多一些形象性、感染力，而这正是小说艺术的当行本色。“拿来主义”，既然冠以“主义”之名，很容易写成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但鲁迅却写得深入浅出，奥秘就在于在精辟的论述中，用了小说的笔法，寥寥几笔，就惟妙惟肖地写出人物的神韵，活灵活现地绘出形象的场面，如：
“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此外，还可以结合《阿Q正传》的情节，让学生讨论：阿Q是“孱头”、“昏蛋”还是“废物”？这就能把对《拿来主义》的主题探究和对《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举两得。
而对于《阿Q正传》而言，鲁迅的杂文艺术则使小说艺术美中不足。
在《阿Q正传》里，时常出现杂文式的句子，如“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辛辣、讽刺、一针见血，这些杂文式的句子时不时跳出来，打断小说的正常叙述节奏，剥夺读者咀嚼形象领悟内涵的权利，使小说大失况味。真正优秀的小说，即便讽刺，也是不露声色，不着痕迹，诱引读者在字里行间细加品读，挖掘到文本之内的深层寓意。
仍以鲁迅小说为例：《幸福的家庭》，通过“他”写作中拟想的“幸福的家庭”和现实中身处的“不幸福的家庭”做对比；《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言行和龌龊肮脏的潜意识做对比——鲁迅并没有生硬地挑明、刻意地渲染，讽刺效果反而更加显著。
《阿Q正传》的局限之处，还不止于此。
即便如《幸福的家庭》那样，讽刺的手法“如盐入水，无迹可寻”，仍是不妥当的。
阿Q的妄自尊大、麻木健忘、自欺欺人、讳疾忌医、欺软怕硬，或曰“精神胜利”，种种荒谬之处，当然可以讽刺，但不应该只有讽刺。
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其实是“精神胜利法”的受害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自知，对于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仅仅只是挖苦、讽刺、谴责，而不加以同情，这和鲁迅毕其一生所批判的“看客”有什么区别？整篇《阿Q正传》读下来，感觉鲁迅是拉阿Q来示众，为大家提供笑料，而自己是置身事外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阿Q可以是你，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她，但惟独不是我——一旦形成这样的阅读认识，《阿Q正传》就只能满足看客的猎奇心态，而不能震撼国民的内在灵魂。
对于《阿Q正传》的局限，鲁迅应该是有所认识的。在孙伏园问鲁迅自己觉得《呐喊》里最喜欢的小说是哪一篇时，鲁迅说最喜欢《孔乙己》，它好的地方就是“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这其实是否定了同在《呐喊》里的《阿Q正传》，因为《阿Q正传》恰恰是写得“逼促”、“滑稽”，用了太多的杂文笔墨，过于露骨地讽刺，反而失了大家风度。
作者简介：张晓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门高级中学语文教师，佛山市语文中心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