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也是我们的“心理症”

“在查拉斯图拉的一篇名为“苍白的犯罪者”的演讲中，我们发现了对预先存在的负罪感以及为使这种负罪感变得合理而做出的行动的一些模糊的认识。”弗洛伊德将苍白的犯罪者动机描述为一种朦胧晦涩的俄狄浦斯情结。

许多评论内容把《台北人》意象成“旧时代的挽歌”，甚至还被戏称为“殡仪馆的化妆师”。当然，这种理解毫无问题。我还是想谈谈自己的读后感受。

初读《台北人》，好像突然闯入主人公的世界，这种“闯入”无疑是被动性质。“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紗的素色旗袍女子...”,“夜巴黎舞厅...杂沓的高跟鞋声...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衣着入时的舞娘”，借用主人公身边某个跟班的主观意识，身临其境，主人公带着我数尽上世纪初十里洋场的富贵辉煌妍败芯落。

以上是直观的视觉冲击，若细读几遍，文章中刻画人物时悄然隐秘的情感何尝不是一重“苍白的犯罪”。

尹雪艳身为百乐门活招牌，生活在勾心斗角和舆论的漩涡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时光流逝，百乐门兴废，哀莫大于心死，而尹雪艳大于哀莫。

试想，假如极力吹散萦绕在身边一幅幅旧时代大楼轰然倒塌的薄雾蜃楼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黯然情愫。斗胆一窥身居内心深处孤单闺房的尹雪艳金兆丽金大奶奶玉卿嫂众人。新文化封建传化学作用下的女子傲骨化身为那道沉重的门栓，把不敢琢磨的第三层意象“最原始的我”死死锁在房内。

白先生的小说以擅长刻画女性形象而蜚声海外，小说尤以女性视角经历时代变迁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细腻变化来增强代入感。我想白先生除了欲借被旧社会忽视的传统女性来唱一段真实又艺术的时代挽歌，

更想平复那种“既成事实，想改变又无力改变，但绝不死心”晦涩的愧疚之心。

白一方面是与大众主流不同。生活在父亲（国民党高级军官白崇禧）军人羽翼下，与苛刻严肃的家庭氛围格格不入，同性恋在当时社会是不被接受的，何况生在这样特殊的家庭中。白24岁离家孤身前往美国求学，要知道这时候白的母亲刚去世，白自然是带着遗憾以及愧疚。“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

这刹那间的错乱意响又有谁从未经历过。

而刻画鲜活人物正是趁机代入“苍白的犯罪感”并将其在锁进闺房的极好时候。描尹雪艳时留下一段不知前因后果的身世之谜；绘金大班时痴恋男人肉体时竟禁不住哭泣起来，优秀作家执笔一部作品时必定会安放好“读者的想象”这么一个座位，这个座位大或小、舒服或难受就得看读者与作家的匹配默契程度，畅销书是给读者量身定制的，这个不用多想，而经世的作品需要一点缘分以及恰到好处的悟性，才能体会作家的良苦用心。

“苍白的犯罪者”角度未尝不是一味解读药引，以帮助更多读者更好地阅读这部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