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 我在天地间:浅议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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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周作人

如果说鲁迅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殉道人格、一支笔书尽世间百态,那么周作人代表的则是与之相对的中庸人格。但这种中庸又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某些现代性——周作人留学日本,既接受着传统儒学思想,同时吸收着近代西方文化,文学功底极深,本质上仍是一个现代人。也因此,周作人其人呈现出多种特质结合却并未较好统一的特质:他有“先驱者”的一面,同时又有着革命落潮后“落伍者”的身份;他是一个“叛徒”,却又向往隐士生活。整体来看,周作人骨子里透出典型的书斋文人气质,究其根源,则来自他始终秉持和个人主义思想。

童年往往是对个体烙印最深的时期,这点在周作人身上也不例外。在散文创作的主题选择上,周作人的许多散文都和对生活享受的记忆相关。无论是《乌篷船》、《故乡的野菜》,还是在《花牌楼》中提及饥饿和童年的“六谷糊”,他对世界的观察都是从生活的况味出发的。这与周作人童年吃不饱的恐惧密切相关[1],对充裕平和的物质追求成为周作人潜在的心魔。在周作人眼中,闲适生活是令其生命获得满足的关键所在。而他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不愿回国的原因,从这一层面来讲,也就不难理解了。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其重大转折的节点所作出的诸多选择,都与他这种安土重迁的心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七七事变”之后他不愿离开北平南下、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未选择退去台湾,皆是如此。

事实上,这种贪恋舒适的心理特质,稍加发展便会成为惰性和贪生避死的弊病,甚至演变为重事功而轻气节的人格观。毫无疑问,这一演变过程在周作人身上以近乎流畅的方式完成了。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周作人始终以一种依附性状态存在着。他曾言辞凿凿地批判儒家伦理,却又在《生活之艺术》等文章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东方文化的向往。周作人的立场,实为没有立场。钱理群先生曾这样概括周作人的杂糅思想:“他以蔼理斯调节‘纵欲’与‘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佛教‘莫令余人得恼’的恕道精神,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为了在‘混乱’中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 佛教的‘勇猛精进’, 法家的实效精神,这样周作人的中庸主义就具有了外柔内刚的特色。”[2]这些思想交汇,统一的外在体现,便是中庸化的个人主义。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人格自然不是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自然是其《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自此,周作人明确提出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思想。这种个人主义并非狭义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种强调个体“我”之于天地宇宙的存在意义的观点。此处的“个人”,是作为人类单体存在、具有自主意识个人,是对“我”和天地宇宙相连的认同。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写的那样:“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3]实际上,周作人是反对中国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此时的周作人存有对平民(群众)力量的认同与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

而当五四运动后期、革命落潮之后,周作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原本存在与性格中的中庸主义开始占据上风,积极的个人主义让步于消极的个人主义。1929年,他在文章《麻醉礼赞》中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对文学的追求也转为单纯的一己消遣,甚至带有封建旧士大夫阶级的调子。此时的周作人将文学创作的方向转为小品文,冲淡平和的文字是他试图在乱世中保全所谓“理性的个人”的政治及审美实践。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时的周作人以文学历史范式变革的姿态,抓住了创立个人主体位置的机会。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品文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归根结底,他那固步自封的价值理念使其在困境中走向另一个泥沼。

在风云变幻和苦难动荡中挣扎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注定比其他群体面临着更为艰难的现实考验。这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注定被赋予这些努力;但这也是他们的幸运——倘若真能认清“我”就在天地之间、世间万物与我息息相关,又如何会选择逃避、事不关己呢?而一旦真正付出努力,这个时代的他们,更易得到历史的青睐与肯定。这样来看,周作人的悲剧性就显得如此令人叹息了。

推荐书目:

1、周作人:《周作人自编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袁良骏:《周作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钱理群:《周作人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1]此处说法来自周作人母亲的回忆:“老二体弱多病,但很贪吃,见什么都要吃,好象吃不饱似的。”(肖同庆《闲适渡沧桑——周作人》[ 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2]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405页。

[3]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第2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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