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一提起大屠杀,我们常常想起的词汇可能是野蛮、原始、反人性,但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告诉我们,充满文明气息的现代社会,更是孕育大屠杀的罪恶摇篮。
熟悉近现代史的人不难发现,有好几次大屠杀正是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社会。可是,为什么文明社会竟然会出现大屠杀这种人类浩劫呢?关于这一点,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释。
园艺设计思维下荒诞的正当性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世界(社会)的形成,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种追求完美秩序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人们有一种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希望通过建立良好秩序,达到社会繁荣昌盛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的掌权者往往会把社会当成一个大花园,以设计的思维实现一种理想化秩序,实现花园整体的和谐。
就像《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所说的,欧洲自启蒙时代以来就有的一种社会理想:
(现代文化中的)秩序,它首先被视为一项设计,决定着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原料,什么是无用的,什么是无关的,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野草或者害虫。
从设计的观点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性的——行为的所有目标不是为了得到便利,就是为了去阻碍。他们(那些犹太人)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他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
犹太人有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散落在欧洲各地,在当地人心中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而且犹太人的血统被权威人士视为异类,因此成为了社会和谐大花园中的毒草,成为了整个社会中的“一小撮”有害分子。
在欧洲德语世界里,整个意识形态的宣传语境让大众将犹太人视为非人的东西,视为寄生虫和有害物质。
比如当时的某种深入人心的宣传:
他们(犹太人)的天性如同杂草一般无法改变,他们不可能被改善或者接受再教育,出于基因或者观念的遗传,他们必须被除去。……(犹太人)不能适合于这种冰清玉洁、健康华丽的世界。
因而在大方针上,杀害犹太人根本不是杀戮,不违背道德,因为犹太人就不是人。
还是从现代文化的设计角度来看,指导灭犹大政方针的人只是把屠杀的整个过程,当做是用原料制造产品的工业化过程。
我们看看奥斯维辛集中营,它就是一个工厂,那里烟囱林立,整个管理精密而科学。集中营附近的火车准时准点,人员运送货物井然有序。
这里的货物是工厂的原料,而这个原料就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死亡。
就像之前所说,既然犹太人是社会田园里的杂草害虫,那么用典型的德国工业模式建造工厂,有序地除掉他们后,世界才能和谐。
另外,管理纳粹屠杀事件的政府部门,叫做经济及管理总局。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不是为了掩盖杀害犹太人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是他们真的把屠杀当成是一个经济事务来进行管理。就像纳粹的意思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一样,难道不可笑吗?这样的屠杀在秩序层面充满了现代文明工业的特征。
在这种园艺设计思维下,掌权者像是根据“成分”给人分阶级一样,将整个人群分类,并把犹太人分到异类之中,“名正言顺”地实施着他的大屠杀决策。而且,统治阶层为了民众成为顺民,往往需要利用一些“危险分子”制造紧张状态,比如通过维稳手段找出“内部敌人”,然后集中打击。这时候,其他民众往往会被动员起来或者变得紧张,从而实现高层集权的目的。
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平素温文尔雅,富有教养,懂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音乐,爱看歌德的小说或精通二十四史,书法灵秀或奔放……但是,他们杀人不眨眼——准确的说,是制造杀戮而不感到罪恶。
罪愆链条中的平庸之恶
可能你会问,上层中的某些人把治理社会视为园艺设计,做着灭绝人性的事,可是下层负责执行的众多民众为什么会上行下效?他们之中为什么也有那么多人做出了杀害犹太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被园艺设计观念洗脑或迫不得已?
《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告诉我们,那些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官僚或者小职员,大都并不是出于被迫或者被洗脑的原因,而是以完成任务的形式,间接参与了灭犹的某个环节。
纳粹的大屠杀和我们印象中的野蛮屠杀不一样。
忽必烈攻屠南宋或南京大屠杀这类野蛮屠戮,杀人者是如同禽兽一般直接用刀枪杀害平民百姓,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生命死在自己手上。
纳粹这种现代式的大屠杀不一样,其中参与屠杀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见过他们害死的犹太人。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参与者往往在进行电话会议,或是交谈火车调动事宜,又或是协商路线铺排问题,再不然就是考虑货物的运转方式,他们是人流和物流的管理者。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工作是制作会议备忘录,进行管理决策等。
这些人都处于大屠杀“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中,而只有极少部分,直接操控着毒气室。
现代社会的层级化和分工细化要求上下级区分明显,每个人各尽其职,做好分内的事。
一个工人,他的任务可能只是做好一个炸弹的加工工作;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可能只是研究核聚变如何量化产出。试问,他们是否杀害了犹太人呢?严格来说,是的,但他们都是这罪恶链条中的一小段。
他们只考虑如何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好,他们只需要想,如果任务完成得好,就可以获得奖励,至少不受到惩罚。至于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和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大后果则无需关心。用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话,他们这种只顾自身工作而忽略了整体恶果的行为,就是“平庸的罪恶”。
与之类似,中国作家刘瑜在《恶之平庸》里也写过这样一句话:
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然而在这些人里,难道就没有一些意识到这种恶行的链条,于是罢工甚至反抗的人吗?
事实是,纳粹屠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人几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人性本恶吗?
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家米格拉姆有一个著名的电击实验,大致是说,1961 年,他在耶鲁大学找了一些人参与做一个关于“体罚对学习效用影响”的实验,这些找来的实验者从 20 岁到 50 岁不等,他们的学历从小学到大学博士,工作人员让实验者们坐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告诉他们隔壁是学生(实际上是工作人员扮演的),需要他们问那些学生一连串的英文数字考题。问答过程中,学生一旦答错实验者就要按下按钮,从而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的惩罚。而且,随着答错题目的增加,电击会从 45 伏特逐渐增加至 450 福特(这些实验者知道,450 福特的电压足以让隔壁的学生死亡)。
实验开始后,因为题目较难,经常有答错的情况……实验者不断听到隔壁“学生”因电击发出的惨叫声。
试验结束后,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参与实验的人中,65% 的人从始至终不断在学生答错时按下电压按钮,只有极少数人中途退出了这场实验。
为什么这些实验者如此残忍?原因是,每当参与实验的人想要退出,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他们,不行的,这是你的任务。在这样的场景之中,实验者意识不到自己在杀人,他们只是宽慰自己,告诉自己只是在完成一项被布置的任务。
这种残酷行为发生了,如你所见,不是因为那些人天生残忍,而是他们在这个现代场景中,与被害者之间隔了一层或者多层介质,他们会本能地觉得那些受害者和自己之间产生了一种遥远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大大减小了他们的负罪感。而且,这时候他们的罪行就变成了一种间接行为,于是在他们间接杀人的时候,其直接行为会被主动解释为“我只是在完成任务”。也许这恰好折射出了人性的弱点吧。
回到纳粹大屠杀事件中,现代工业化的场景将每一个环节中的人隔离到了被害者的外围,他们忙于工作本身,忽视了对工作整体意义的思考。
现代社会下变质的道德准则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类。
价值理性是指,在行为过程中着眼于行为的原因和意义,于是必然会想到这个原因或意义的是非善恶;工具理性是指,行为过程中着眼于用什么手段实现目的,于是完成目标是最高准则,手段和原因是否正义也就不再重要了。
不幸的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强化了工具理性,并弱化了价值理性。
用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话来说就是:
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使得人们在完成工作时,越来越多的想到的是,一切要以完成任务目标为最高标准,达成目标,意味着你是道德的。至于怎么完成,为什么要完成,以及完成后会有什么大的影响,都无关紧要。
联系现实,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的人们想的往往是:通过什么手段让成绩更好,考上更好的大学,有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至于我想要什么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的生活,我们几乎不去想了。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人的直接行为是将犹太人隔离到一个地方,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个行为本质上是在把犹太人送上刑场,而且即便知道,他们也会觉得,在上层权威的旨意下,反正这些犹太人也得死,我把犹太人骗到毒气室让他们在瞬间死亡,还能让他们少些痛苦,再说,我如果违抗命令,我就是没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尽忠职守是不道德的。而且违抗命令,我就会死。
现代社会层层分隔的组织化结构,让一个个普通人分散于社会分工的细小领域,他们囿于本分的工作,很难去想工作以外的是非善恶。于是,一场又一场从上到下共谋的大屠杀不断上演着。
说句题外话,现代化不仅是孕育大屠杀的罪恶摇篮,世上的很多恶性,都源于现代化中人民以尽忠职守为价值准则的思维。比如一些人明知贪污腐败不好,但当上级要求他送礼或者贿赂的时候,他往往想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不去想为什么要做。因为这件事能做好,说明忠诚敬业,而且把事情做好了,就不会承担做不好带来的罪责。他会认为:把本分工作做好总归没错。
参考资料:
读书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第 167 期、第 16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