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心中不只有喜悦，还有痛苦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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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庆假期都在玩，今天终于开始重新规律阅读。书架上取了普利莫·莱维的《再度觉醒》。这本书讲的是1945年，普利莫·莱维与另一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死里逃生，重获自由后返乡的经历。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他们经历了种种不同寻常的事，又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在开篇，作者描写了一段苏军接手集中营后的反应：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指挑选送进毒气室的犯人）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

原来正义的人，有良知的人，面对罪行是有一种羞耻感的，而这种羞耻感则来源于一种罪恶感。虽然他们没有犯下残忍的罪行，但因为良善在面对恶行时的软弱和无力，他们会把无法阻止罪行的无助转化成内心对自己的责备。所以，作者说，真正犯罪的人（德国人）不会有这种羞耻，反而见证他人罪行的正义之人才会有。

这让我想到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如果大家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对下面这幅照片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虽然卡特并没有见证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罪行，但他却见证了战乱、饥饿对一个小女孩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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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卡特和同事一起前往当时遍地饿殍的苏丹，拍摄当地由于叛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真实画面。一天，卡特在灌木丛中听到微弱的哭声，顺着声音寻去，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救济站爬行。出于摄影师的本能，卡特立刻蹲下来拍照片，然后从镜头中他看到一只秃鹫就在小女孩的身后虎视眈眈地盯着小女孩。据说，拍下照片后，他赶走了秃鹫，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痛哭。

这张照片为卡特获得了新闻奖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但卡特丝毫没有获奖的喜悦。当时照片一经发布，就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卡特没有向小女孩伸出援手，声讨他的冷漠。这让卡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1994年7月27日，他自杀身亡，留下的遗书中充满梦魇式的呓语。

我认为，让卡特最终走向绝路的，除了舆论的指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羞耻。这种羞耻来源于后悔、自责、无力和罪恶感。据报道，卡特生于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非，拥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他居住在只有白人的居住区。幼年时，他碰巧遇见警察强行逮捕非法居住于此的黑人，后来他就向基督徒出身的父母提出何为自由民主与反种族隔离的疑问。1984年他在《约翰内斯堡星报》工作，致力于揭示种族隔离的可怕。这样的一个人，既然敢于用镜头对抗种族隔离制度，那他心中一定是有正义和良善的。选择先拍摄照片，再赶走秃鹫，也许真的是他的职业本能和原则。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内心的罪恶感销声匿迹。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为无法改变当地人遭受的生活感到无力，他越是回忆当时的场景，越是羞愧难当。可以说，是他的正义和良知杀死了他。

中国有句老话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万年，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好人会羞耻、自责、愧疚，虽身不在牢狱，但心早已陷入囹圄。而坏人，不知罪恶为何物，反而落得个“心安理得”。

Lee

2017/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