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甲午——读《大清海军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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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北洋水师》的时候开篇的童声合唱中，深沉的声音在描述这个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组成的时候，除了觉得安静的深沉的近乎悲壮的美感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另外就是知道了冯小宁。

当年登上刘公岛的时候除了人山人海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重温了一遍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等人的名字和事迹。

今天读完《海葬》之后，回忆起来，那深沉的悲壮的美感并非全是导演、编剧的才能，乃是那只强大舰队悲剧生涯的自然表露，我想也许冯小宁当年就读过《海葬》，他表达的东西今天回忆起来才开始觉得有些懂了。

李鸿章早年在湘军做幕僚，后来组淮勇，剿灭太平军、捻军，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是洋务运动的主力，时人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但其实他虽然是汉人大臣的首席，十八行省督抚长官半数出于其门下，始终受着慈禧和其他满族王大臣的限制。世人看到的是他权倾朝野，经国治兵，其实这些都是在慈禧、皇帝与满族王大臣之间夹缝求生，辛苦变革，委曲求全的妥协与努力。每每提到北洋水师，我想到的必然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致使海军不能购置弹药，更新船只，评论往往又会指李鸿章逢迎上意，误国误军。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里曾给李辩护过，以李之地位、身份，能在那个事事讲求祖宗章法的年代力图求新求变，学习西方，本身就足以让千夫所指，李所能依靠的也只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所以李要修铁路先在中、南、北三海修了一条专供老佛爷所用的人拉的火车，李要建海军现重建了昆明湖用来“训练”水兵。那个时代似乎就是那个样子，要做事情就要有个理由和支持，要做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接受的事情更需要光明正大的理由和强有力的支持。

李是最早开始着手洋务的中国人，建船厂，造机器，开金矿，治新军，有目的的选派幼童留学欧美学习技术与军事。他意识到大清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知道只有变革维新才能生存富强，但是他可以买枪炮、买军舰、买技术、派幼童，却又不得不为这些有违祖制的事情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有的这些人才技术也只是在其北洋系的范围内使用。李曾经和陴斯麦抱怨过事事掣肘，陴说要得到皇上的绝对信任才能令行禁止、开拓创新。李曾经和伊藤博文探讨过变革维新的关键，伊劝李应大权在握，才能全力变革以图自强。但李最终还是个官僚，是个满人朝廷的汉人官僚，是个饱读诗书的儒家官僚，他想开创又缺乏魄力，努力学习西方，却又不知重点方向。李是个做事的人，他尽力的去做他想做的和能做的，至于结果其实不应该苛求，李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务实者。那个年代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

李在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曾经对伊藤博文说，日本的条件要求苛刻，如果答应则必被人唾骂，请伊为其着想，伊藤博文则说大家各为其主，私交与国事不能混为一谈。明知必将留下千古骂名，但形势所迫总要有人承担。李晚年曾有如下的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最后忧郁愤懑，吐血而亡，时间是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

梁启超评李，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