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陶瓷古国，素有“世界瓷国”之称，其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举世无双，震烁世界。中国陶瓷业发展至宋代，达至空前鼎盛的时期，出现了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以及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和越窑系、建窑黑釉瓷系等“八大窑系”，以及“官、汝、哥、定、钧”五大名窑“千古绝唱”的历史性文化成果。不过，虽我国的陶瓷种类琳琅满目，历代也不乏以帝王年号或地名称谓的“官窑”或御窑厂，传世的陶瓷作品枚不胜举，但被称作官瓷的，在我国陶瓷史上，实为一专属名词，特指两宋官窑的作品。
北宋官瓷的历史渊源
北宋官瓷产生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学者韩鹏先生考证，早在舜帝时期，开封的“汴东阳翟”（陈留）一带就有烧制陶（瓷）甄（瓦）的历史。东汉时期的陈留人、大史学家圈在《陈留风俗传》中说：“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编章胡俨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亦言 ：“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先生言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带领先民在开封陈留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陶，并以此烧制陶甄的事业成为后来甄氏族姓的起源。自舜帝之后，开封陈留一直有瓷窑传承的历史记载。至北宋时期，开封陈留东窑的制瓷技艺已十分成熟。有北宋“苏门四杰”之称的文学家、诗人张耒（1054—1114），曾为我们留下了赞赏“东窑”的著名诗句：“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说明早在北宋官窑出名之前，开封就已有瓷窑存在了，并且瓷器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品质。清代学者兰浦在其《景德镇陶录》中也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先生不仅印证了张耒对开封东窑描述的诗句，还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开封东窑的艺术特色和影响。此外，兰浦先生还特别在该书卷十“陶录余编”中言：“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明确记述开封为我国历史上陶瓷的主要产地，即使为青瓷鼻祖的浙江，尚在开封之下，可见当时开封陶瓷产业的隆盛和其作品的影响。而开封民间，千百年来也一直流传着陈留东窑之“七十二窑，八十一井”之说，对过去开封陶瓷业的光荣与兴盛不乏怀念和自豪。尤值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只东窑烧制的青瓷荷口碗，以实物印证了古人关于东窑的历史记载，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开封东窑的存在。这种制瓷业隆盛的气象，为后来开封北宋官瓷的创制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开封的瓷土资源，明代学者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中，在记述中国瓷土产地时，将开封列入中国瓷土产地名录，其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可见古代开封不但产瓷土，且还是主要产地。此外，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涉及到开封的瓷土，其言：“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现当代学者傅振伦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一书中也考证认为：“（官窑）其原料非常讲究，采自陈留、钧州等地”，对古代开封产瓷土，予以肯定。
北宋官瓷的创制及官瓷称谓的本意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瓷创建于北宋宣政年间，宋徽宗因不满当时贡御瓷器的瑕疵和器型不规范等缺陷，为烧制出符合国仪之用的庄重礼器，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并遴选全国制瓷名匠，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创制。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记载了徽宗自置窑烧造官瓷这一重大的陶瓷历史事件。值得说明的是，北宋官瓷虽与当时诸窑同地而立，但诞生于艺术帝王徽宗之手的北宋官窑，源于它非凡的地位,它举国之力的投入,以及它纳天下巧工的烧制技艺和它深蕴着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追求，乃至它高居庙堂的拥有者，其鹤立鸡群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陶瓷史的意义上言，北宋官瓷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在很大意义上象征着皇权道统以及皇室的尊贵和尊严；从陶瓷艺术角度而言，北宋官瓷珍稀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艺和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华双剑合璧的典范，凝聚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北宋官瓷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徽宗对中国陶瓷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而孤标傲世，光照天下，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至于徽宗的窑口何以叫官窑？作品为何叫官瓷？明代诗人高江村在他的《酬苍林宋钧窑歌》一诗中提到官窑时，留下有这样的诗句：“烧成唯献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老先生对官窑瓷器的义意，把握的十分到位，认为官瓷是唯帝王（朝廷）拥有的陶瓷种类。许多研究官窑制度的学者也认为，官瓷在真正意义上不应该是“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特别是作为一代艺术帝王举国之力创建的北宋官瓷，其出身皇室，也只供朝廷专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者国家（朝廷）。
因此，今天我们从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拥有者的角度上去考量，所谓官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绝非有过贡御历史的窑口便可拔高为“官瓷”。鉴别真正的官窑或官瓷，应考察其生产关系是否禀赋“朝廷置场、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标准和特点，以及烧制的作品是供朝廷专用还是作为商品出卖？这即专家们所总结的“官资、官管、官艺、官用”之根本特征。北宋官瓷的创世，在文化传承、以及追求徽宗超乎象外的美学精神之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朝廷自置官窑烧造瓷器，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各窑口烧制贡御瓷器乃至包括朝廷在民窑口搭烧（监烧）自己所需瓷器的历史，其纯正的国有资产，也为中国官府（国有）手工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陶瓷官窑制度，并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
北宋官瓷的器型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定制的器型多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即以名古器为依据，复古仿古，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风格多追求宫廷的华贵和大气，故作品古朴庄重、雍容典雅，完全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这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智慧和天才禀赋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而言，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创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线形不张不驰，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这也当然是其它民间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
北宋官瓷作品器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玩赏和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铺首、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型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总之，北宋官瓷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另一方面，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北宋官瓷不仅极为讲究造型的规整和法度，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美学中“自然天造”的法则，更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北宋官瓷作品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琢，不镶不嵌，完全遵循徽宗的美学原则，将陶瓷艺术的美充分地融入“平淡”、“简易”和“含蕴”之中，用本质的美来实现一种“不饰之饰”。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长期熏陶下凝铸的美，是一种“出水芙蓉”般自然可爱的美。从这种纯粹、朴和的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华民族朴素无华的精神风貌，以及淳厚朴实的民族精神，使其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瓷古扑、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的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也正是区别其它瓷器种类或者说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加之北宋官瓷釉质如冰似玉的纯净和莹润，乃至其纯正，稳定和深厚的釉色，以及其独特的陶瓷美学意蕴，自创制以来，一直为后世陶艺家所高山仰止。
北宋官瓷的原料选用
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其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经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碾磨粉碎，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以达到制瓷要求。此外，北宋官瓷为追求作品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是南宋诗人马祖常赞颂官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诗句的由来。以如此精工珍材制作的瓷泥拉坯制瓷或立坯成型，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敢攀比北宋官瓷的主要原因。
北宋官瓷的烧制技艺
北宋官瓷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瓷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的质感，抚之如缎似玉，攥之仿佛出油，器型也随之丰富。在火候的控制和驾驭上，北宋官瓷也有其不传之秘，使用多次轻重不一的还原烧制方法，以及向以“神火”著称的“瞬间氧化气氛”的烧制方法为辅佐，使得用火恰到好处。在这种复杂的御火工艺烧制下，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微有下垂，内胎微露，产生了另一美感的“紫口”，而底部不上釉的部分由于气氛还原，而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构成了北宋官瓷的独特风韵，绝响天下。当然，也正是基于其烧制工艺复杂和对艺术完美的追求，北宋官瓷向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一件体态粉青、开片明晰、片如龟背、纹如鳝血、“紫口铁足”的官瓷作品的烧成，绝对难得之极，实乃是朝廷不惜人力、不惜财力、不惜工时追求的结果。
北宋官瓷的釉色及开片
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据一些史料和一些官瓷研究者的考证所言，徽宗崇尚青瓷，对纯色的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并且白瓷单一的色调从釉色的艺术角度来说，当然难以抵达丰厚多变的高度，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窑变出许多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可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故深契徽宗之意。因此，徽宗创制北宋官瓷后，缘于对青瓷翡翠般釉色的珍爱和推崇，致力追求青瓷至高品位的北宋官瓷，为徽宗的审美理念所创造和实践，不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青瓷的文化艺术，也使得青瓷成为中国陶瓷最典范的代表。
从北宋官瓷的鉴赏来说，北宋官瓷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北宋官瓷常见有天青、粉青、大绿、月下白、炒米黄、油灰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泛有青玉光芒的月白釉，乃官瓷釉色中的极品，徽宗尤喜之。因此，所谓官瓷釉色之上下，乃个人喜好而已，作品的玉质感，才是真正意义上官瓷品质的保证；再一点，与其它陶瓷艺术品不同的是，北宋官瓷在制作过程中，为追求厚重的玉质感，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地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近于或高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因釉层的厚度而显得更为丰富；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极具魅力，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精灵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绽放，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
北宋官瓷的艺术特征及美学风格
北宋官瓷的传世作品留有不少乾隆帝的诗词刻铭，据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刻铭就达十余首，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北宋官瓷的钟爱，其中“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一句最为著名，将北宋官瓷质若青玉般朴和的光芒，以及“纹犹鳝血”的开片艺术描述的非常到位，几乎成为一句概括官瓷艺术特征的口诀，常为人所引用，再加上品鉴北宋官瓷窑变艺术的“紫口铁足” 等独特风韵和神采的艺术变化，便构成了北宋官瓷精美典范的“龟背片、鳝血纹、紫口铁足、温润如玉”的基本艺术特征。
北宋官瓷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也创造了一代美学，其在釉色平淡含蓄，温润素雅之中来表现艺术家祥和静美的内心意蕴。其既无精美的雕饰以哗众，又无艳丽的涂绘以媚人，唯以简单洗练的造型之美，以及釉色纹片开裂之俏所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来追求其至高的艺术境界。从美学角度言，北宋官瓷的艺术格调绝对是高雅、平淡、悠远而又高贵的，特别适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见，那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用冰镐震开的冰花，穿过悠悠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美妙、温润而细腻。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使得北宋官瓷艺术上的审美观与北宋文人机智静穆的神往终于不谋而合，且照亮了我们今天亲近传统文化的艺术之心。正是在这种美学思考和追求的担保下，北宋官瓷舍弃了一切雕饰色彩，全靠瓷器本身素雅、含蓄的独特造型，以及釉质、釉色和奇妙的纹片美感让人折服。说实在的，釉质如冰似玉、大气盈盈，油润温和的北宋官瓷，与其它瓷器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凝聚在瓷器作品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和辉煌的，令人为之倾倒。
北宋官瓷的收藏价值
徽宗举国家之力，荟萃大批瓷艺大师，并匠心独运，躬亲在总结和完善汝窑、东窑等名窑制瓷技法之上，纯粹以达到烧制精美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艺术实践和追求，实将我国青瓷制作艺术推向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巅峰，并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当然，在皇权国力无上优越的政治环境和创作条件的担保下，大师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窑口，也自是有着惊世的作为，其制作之精美，品质之优异，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无与伦比，堪为天下之冠；再者，因北宋官瓷创制和生产的时间极为短暂，不过十几年间，用料异常考究，制作又异常精细，故而产量极少，作品寡鲜，在当时即为瓷器中百求而不可得的艺术神品，民间更难得一见。令人痛惜的是，源于金人的入侵以及对北宋王朝的颠覆，北宋官瓷这一美好事物，也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玉石俱焚，不复存在。经此灭顶的浩劫，能传之后世的北宋官瓷作品几乎可以说稀有罕见，目前也基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虽有几家著名的博物馆零星收藏几件，但数量之少，几乎屈指可数。在这种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情形下，硕果仅存的北宋官瓷，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罕贵程度，当可想而知。
从另一角度来说，作为国仪之用的北宋官瓷，出身皇家，朝廷独有，不仅是国家神器（礼器），也是历史上唯一没在市场上流通的瓷器，与汝瓷那种“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的供御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即便是朝中的重臣、宰相等权重一时，富甲一方的文武官员，若想享有一件，也非赖皇帝赏赐不可，更遑论一般士族富豪了。故北宋官瓷向有“识的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玩赏和收藏范围极小，仅局限在帝王将相圈子内，成为一种尊贵和权势的象征。清乾隆帝为此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之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历史地位和非凡气象。此外，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也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言北宋官瓷之稀有罕见。确实，不粘一点商品气味的北宋官瓷，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高贵、典雅的北宋官瓷，实是人们不敢想象的难求之物，无以奢求。
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传承与恢复
宋代以降，源于北宋官瓷独高的艺术品位和地位，历代王朝对北宋官瓷均有仿烧，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但品质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且，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以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在国务院余秋里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划拨巨额资金，投资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技艺。自1980年起，担负研制恢复北宋官瓷烧制技艺的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协作下，开始置窑进行项目攻关。1984年，经过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数年辛勤的努力，北宋官瓷的烧制技艺得以成功恢复。为此，中国轻工业部组织全国古陶瓷专家召开“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对已恢复的北宋官瓷国宝级烧制技艺所烧制的作品进行鉴定。同年6月16日至18日，来自全国南北两派的古陶瓷专家共赴盛会，莅临开封宾馆。此也为共和国有史以来为鉴定一个瓷种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整齐的一次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学者。鉴定委员会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叶吉吉 民、郭演仪、宋伯胤、傅振伦、李知宴、汪庆正、安金槐等来自全国的专家计34人组成，他们共同为开封用河南当地原料烧制出的作品作了见证，专家们认为，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
北宋官瓷现历经30多年来探索和研究，从配方到烧制，在研究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下，已取得了甚高的成就，所研烧的作品，开始悄然走入收藏家手中。所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北宋官瓷的大量制作一时还存在许多障碍，无法广泛的惠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