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ics and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然而，随着亚士的前行，以及其门徒的受教与塑造，他的思想越发从科学细节转向庞大而虚无的品行问题。他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凌驾于所有物质世界问题之上的是终极问题：何谓至美人生？—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何谓美德？—我们如何找到幸福与实现？

   在伦理学中亚士简单得十分现实。科学训练使他避免了超人理念的说教和完美的空谈。Santayana说：“在亚士这里，人类本质被完美表达；每个理念都有现实基础，每个现实都向理念发展。”亚士自始便真诚地认识到人生目的并非谋求自身利益，而是幸福。“我们选择幸福本身，从来不带任何更多考虑；而我们之所以选择荣誉，欢愉，智慧…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这些能获得幸福。”不过他认识到将幸福作为最高目的不过是陈词滥调；对幸福本质更清晰的解读以及得到幸福的方法才是需要给出的。他希望通过刨问人与其他生命的内在差异和假设人类幸福建立在人类特质的完美运作之上来找到答案。那现在看来人类独特的优秀之处在于思考能力；他们以此超越并控制了其他生命形式；并且因为这种能力的提升给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可以设定，这种发展可以给他们实现与幸福。

除了必要的生理前提，   幸福的主要条件是理性的人生—人类特有的荣光与力量。与卓越相比，美德更基于清晰的判断，自我控制，欲望的对称，中庸之道的艺术体现；这不是一般人之拥有，也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完美发展的人类经历所得。而今有这么一条路径，指向卓越，不弯不绕，这，便是黄金中间法则。品性可以三分，第一和第三都是极端与罪恶，中间那个则是美德或优异的。因此懦夫与莽夫之间是为有勇；吝啬与奢靡之间是为有度；怠惰与贪婪之间是为有志；自卑与骄傲之间是为有谦；隐瞒与多舌之间是为有信；死板与滑稽之间是为有趣；争吵与阿谀之间是为有谊；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堂吉柯德的冲动之间是自我控制。“正确”在伦理学和行为中与在数学与工程中并无不同；即指恰当适合，能够达到最佳结果的最佳操作。

   然而黄金中间法则又不像数学那样是两个可计算的极值的绝对平均；它在各种情况下并行的环境间来回波动，只在成熟与可变的理性中发现自己。优秀是训练与习惯养成的艺术：我们不是因为具有美德和优秀才行为正确，我们恰恰是因为正确地行为了才获得美德与优秀；“行为生成了美德”；我们不断重复在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因此，优秀是习惯而不是单一的行为：“所谓人之善就是整个人生追求卓越的路上对于灵魂的修炼；…就如不是一只燕子一个艳阳天就能代表春天一样，人的幸福也不是一天或短期能得到的。”

   青春是偏激的：“年轻人犯的错总不外乎无度与夸张。”对年轻人（以及很多年轻人的长者）来说困难的是别矫枉过正。因为一个极端很容易滑向另一个，不管是以过度修正的方式亦或其它：伪善动不动就成了断言，谦卑徘徊在狂妄的悬崖边上。那些有意识地在一个极端的人会讲美德定义为相反的一端而非中庸。有时这是好的，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一端的错误“我们目标指向另一端，因而我们可以到达中间位置，…就像人们在掰直弯曲的木头那样。”但是无意识的极端者将黄金中间法则视为最大的恶；他们“驱逐每个中间位置的人；勇夫被莽夫称作懦夫，又被懦夫称作莽夫，其他亦然”；所以在现代政治“自由”被保守党称作“激进”，又被激进党称作“保守”。

   显而易见，中庸之道作为代表性的构想几乎在希腊哲学各个体系中出现。柏拉图将美德称作和谐的行为时；苏格拉底以知识鉴定美德时。七贤通过Delphi岛上阿波罗庙中的雕刻流下了如此箴言，the motto meden again，—适可而止。也许就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希腊人试图检视自己性格中的暴力与冲动；更确切来说，这些表达了希腊人的感想：激情本身不是罪恶，它们是罪恶与美德的原材料，取决于它们是在行为过度与失衡中发生，还是在节制与调和中作为。

   但是我们实事求是的哲学家说，黄金中间法则不是幸福的全部秘密。我们也要有些世俗的东西：贫穷使人吝啬而贪婪；而财富使人从在意与贪心中脱身出来从而可以有贵族的闲适与优雅。这些幸福的外因中最高尚的便是友谊。确实，相对不幸来说幸福更需要友谊；因为幸福因分享而倍增。这比正义更重要：因为当人们是朋友是根本就不需要正义了，而当人们公正时，友谊却依然是个福利。”“朋友是共享一个灵魂的两个躯体。”但朋友并不在多；“太多朋友等于没朋友”；“同时与多人相交甚欢是不可能的。”好的友谊是细水长流的天长地久而非时断时续的轰轰烈烈；这需要性格的稳定；友谊毁灭性的多变即归咎于性格的多变。并且友谊需要平等；因为感激是友谊不牢靠的基石。“恩惠只会带来出于对善意之举而非对善意之人的友谊。大多人接受的解释就是一方是债务人另一方是债权人，…债务人希望债权人别挡道，债权人担心债务人别消失。”亚士不认可这种解释；他选择相信这种施恩者的极大温柔是被用来解释艺术家对其作品或者母亲对其孩子的反应的。我们深爱我们所出。

   但是虽然外在的物质与关系是幸福所必需的，其本质还在我们自身，在丰满的知识与纯澈的灵魂。感官的愉悦自然不是途径：这是一条循环之路：正如苏格拉底形容粗鄙的伊壁鸠鲁思想，不痒不挠，不挠不痒。政治生涯也不是途径；因为在哪里我们只会屈服于一时兴起的人民，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怒多变了。不！幸福应该是思想的愉悦；我们必须相信这只能来自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获得。”智慧的运用，其目的不会超越智慧本身，往往因发现其本身内在的欢愉而更刺激其进一步的运用；又因其自给自足不知疲倦广容天下他物，其中必定蕴含着完美的幸福。

   亚士的理念人，不仅仅是形而上学者。

      他不会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危险，因为让他在乎的事情不多；但在关键危机出现时，他随时愿意献上他的生命，—他们知道特定情况下留住性命也再无意义。他倾向于服务他人，却耻于为他人所服务。行善是高贵的体现，受惠却是屈尊的标志…他不参与公共行为…他对好恶开诚布公；他言行真诚，因为他不屑于凡人俗物…他从不会被欲火点燃，因为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了不起的。他无法生活在讨好他人中，除非是朋友；讨好是一种奴性…他从来感觉不到恶意，总是忘却并走出伤害…他不喜交谈…他不在乎自己被褒扬或他人被指责。他不说别人坏话，即使是他的敌人，除非他们自找的。他举止端庄，声音低沉，言论得体；他不沉溺于匆忙，因为他只关心极少一些事；他不倾向热烈，因为他觉得没什么是重要的。尖锐的嗓音和仓促的脚步都来自忧虑的人们…他以高贵优雅应对人生变故，制造最好的情形，就像高明的将军利用所有战争谋略指挥他有限的兵力…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乐于独居，而无德无才之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害怕孤独。

   这就是亚士的超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