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柳哲与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在侯仁之题字的未名湖纪念碑前留影
北大的钱理群与陈平原先生，是当今学界的两位巨擘，笔者才疏学浅，实在无法望其项背。 20年来，我在北大“偷听”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北大教授的课程，自以为从中学得一鳞半爪的治学路径。
我利用这偷学来的“功夫”，从事曹聚仁、柳氏文化以及家谱文化的研究，居然事半功倍，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从内心里我非常感恩北大教授无私的教诲。
钱陈教授的为人和治学，各有千秋，其人一胖一瘦，一感性热烈，一理性冷静，一大处着眼，一小处着手，一一呼百应，一曲高和寡，但他们的学术同样掷地有声，他们同样珍视知识分子的桂冠，他们同样最重视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们的课程同样最受学生的欢迎，他们同样也最爱护自己的学生，包括在北大旁听、考研的“北大边缘人”。他们同样在北大享有盛誉，钱理群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现在仍在发挥余热，学术著作接二连三的出版，非常热心学术的传播，得到校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而陈平原作为“一介书生”，以他孤傲不群的学术精英，近年掌门北大中文系，也是令人欣慰的。
在北大，我没有固定的导师，由于我听钱陈两位先生的课程最久，收获也最大，我从心底里也往往将钱陈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学术导师”。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如果缺了他们两位教授，肯定会逊色很多。我深知钱陈教授是两位非常勤奋的务实的学者，他们不图虚名，唯求真理和学术至上。我只有扎扎实实将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拿来照亮自己黑暗的心灵，使自己不断成熟，并学有所成，唯有如此，我才对得起我的“干娘”——北大以及北大的恩师们对我的栽培之恩。
精神导师钱理群
钱理群教授，祖籍杭州，与我算是浙江的大同乡，对于我这位乡土味特浓的人来说，钱教授对我来说，总是感到很有亲和力。
我在北大游学、创业的20年中，从内心里总是将钱理群教授引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我与钱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来北大之前的一年。记得那时，我正在家乡浙江浦江负责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工作。
1995年7月份，我将曹聚仁资料馆的征集资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时的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恰好是我的浦江老乡，他非常热情，主动邀请了钱理群教授，撰写了《曹聚仁与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给了我，这是我结识钱理群教授之始。
1996年3月14日，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就选修了钱理群先生的“1948年文学”的专题课，整整听了一学期。后来，钱先生又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我也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在北大20年中，我俨然成了一名“钱理群迷”，凡是有钱理群先生的课程或学术讲座，我都会尽量赶去聆听，有钱先生的新书出版，我也尽量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
记得我刚开始听钱先生的课程时，我买了钱教授的《周作人传》，在课后请钱先生签名留念，他也不以为忤，爽快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大听课，我很少提问，有一次钱教授在讲周氏兄弟的讨论课上，我也向钱教授提了个问题，希望他能谈谈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钱教授也很认真谈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谦逊的态度，讲了只读过曹聚仁不多的几种著作，但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见解的作家，他写的《鲁迅评传》，就没有将鲁迅捧为神，而是将鲁迅视为活鲜鲜有血有肉的人的。他认为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钱教授给我这样一位旁听生如此认真的回答。
我与钱教授平时很少说话，在中文系办公室或校园里，虽然经常见到钱教授，他总是提着一个小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欢提布袋），走路兴冲冲的，很忙碌的样子，碰面了我都会郑重地问候一声，他也都是一脸如来佛似的和气，点点头，算是给你最善意的回敬了。
我在北大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没忘了请他做学术顾问，每一期的《曹聚仁研究》印出来时，也总是不忘在钱教授的信箱塞一份。
钱先生，有一个大大的脑瓜，秃顶了，聪明绝顶的那种，穿着朴素，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讲课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听课的学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绪感染。
钱先生一度被他的学生奉为北大的“精神领袖”，因为他是一位有自己见地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同时他还是一位不图虚名的长者，对于求知者，他都一视同仁，都给予最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在北大，他除了非常爱护有北大学籍的北大学生，同时他对那些来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汉”更是鼓励有加，因为他知道这一群来北大求知的“北大边缘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学生更加迫切，他们为了求知要克服的困难也往往比正式学生多得多。
我就不止一次在听课与学术讲座中，听到钱先生公开对北大旁听生的鼓励与支持，也无不博得全场的同学热烈的掌声。这对于每一位北大边缘人来说，好象是久违了父母之爱的孤儿，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爱抚一般，给这些坚强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爱般的鼓励。
我有一位同在北大旁听的朋友陈君，他与我谈起他曾得到钱教授无私的帮助。陈君为了能进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便冒昧请钱教授担保办理借书证，钱教授知道陈君是为了求知请他帮忙，便欣然与陈君一起到图书馆帮助他，虽然，借书证最后没有办成，但钱教授的热心肠一直温暖了陈君很久很久。现在北大图书馆的服务，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只要有身份证和交每天2元的费用，就可办理临时阅览证，便可在图书馆内阅读图书报刊了。）
陈君还告诉过我，在他身无分文的困难时期，曾向钱教授求助，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送给了他一百元钱，并说这点钱先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陈君还说到他的北大饭卡，也是钱教授借给他用的。那时我听着陈君讲述这些往事时，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啊。
我还听说过一位在北大旁听的文学爱好者，给钱教授打电话，自称是一位文学天才，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希望钱教授能够帮助他。钱教授马上带着钱打车从燕北园来到北大校园，将钱及时送到了那位旁听生手中。
我还曾听说过浙江诸暨的一位乡镇普通干部，辞职来到了北大中文系旁听了一年课程后，回到原单位时，领导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现，否则要辞退他。这位北大旁听生，冒昧写信请钱教授帮忙，钱教授也二话没说，就写了这位同学在北大的良好表现的信，寄给了当地政府，为那位旁听生救了急。
听钱先生的课，每位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北大毕业的郑勇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说：“钱理群的选修课在北大出名地受欢迎。限定中文系的课，外系的学生会来旁听；限定研究生的课，本科生也会来抢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转移到大教室，因为人多，有时一学期要换几次教室。39岁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钱理群的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先生讲得好。上过老钱课的人，都会对他独一无二的讲课风格留下极深的印象。老钱在北大开过不止一轮的鲁迅、周作人、曹禹专题课。在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课的风格各异，但极少见像老钱那么感情投入者。由于激动，眼镜一会摘下，一会戴上，一会拿在手里挥舞，一副眼镜无意间变成了他的道具。他写板书时，粉笔好像赶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显得踉踉跄跄，免不了会一段一段地折断；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这里要补充的是，钱教授的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他提倡学生提问，不论在课前还是课后，他都会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钱教授的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如他在讲“周氏兄弟研究”的专题课时，上学期由他主讲，下学期就改由一名学生主讲、学生讨论与导师点评的新式教学，先由学生主动报名，再与导师选定主题，由学生备课拿出教案，最后由学生上讲台上课，此对于提高学生的治学热情和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学相长啊。
前来听钱先生课的，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教授和青年教师，也有来北大进修的访问学者、进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纯粹为了求知而不为文凭来北大游学的作家、学者、诗人等北大旁听生，年纪小的有十几岁辍学的中学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学子。
钱先生的课，有非凡的魔力，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无不被他那磁铁般的讲课所深深吸引。
我在北大的20年，通过听北大张岱年、季羡林、吴小如、钱理群、陈平原、厉以宁、孙玉石等名教授的课程或学术讲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学的一些路径。其中钱理群教授与陈平原教授对我治学影响尤深。他们两位不愧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巨擘，我也常常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叹为观止，甚至感到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喟叹。
但我在听他们的课程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对我自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欣赏他们，主要是欣赏他们从事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独立的人格，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
从他们身上，我渐渐读懂了北大，正如钱先生对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识、创造的激情。
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导师”钱理群先生的指引下，定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独特人生的道路，来报答北大的恩师们。
学术导师陈平原
我与陈平原先生的交情并不太深，除了多年“偷听”过他的课程与学术讲座外，并无直接的交往，碰面也只是问候一声，便各自走开了。
我于1999年的时候，每次编印的《曹聚仁研究》，总是不忘给陈平原的信箱塞一份，不过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向他提什么问题或要求什么帮助，但相信陈教授肯定是看了的。
我知道陈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非常注重学术的趣味，喜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于学术的天地中，在京城学术界有“独行侠”之称。
陈平原先生在读书界、学术界的知名度已不低，但他的为人与治学的路径，对我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从内心里将他视为自己的“学术导师”，因为我在北大是单科进修，只办理过一门进修课程“唐宋散文研究”，算是交过费的，绝大多数是自由的旁听。
1996年3月，我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选修了陈平原教授的“中国文学百年”的研究生专题课。这样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陈平原”这个名字。
来到北大之前，我虽然已在家乡从事曹聚仁资料馆的筹备和乡土文化研究，但对当代的文化学术了解得很少，几乎是个“文盲”。
最初听陈先生的课，因我文化基础不好，一时很难能够真正领会他的课程。不过，跟着陈先生的学术野马，对中国的百年学术兜了一圈，对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起码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当代学界，还有陈先生如此的饱学之士。
陈先生个子不高，属于瘦小的一类，却很有精神，老戴着眼镜，很斯文，有“名士风流”，穿着不是太讲究，像是个“顽童”。
陈先生，口若悬河，思维敏捷，记忆惊人，见解独特，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中年学者。陈先生的课程，注重学理分析，喜好以小见大，广征博引，卓识频现，喜独辟蹊径，重独到见解。
陈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喜怒哀乐，往往通过他的随笔来表达。我觉得陈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文学史、大学史，甚至对武侠小说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很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在北大时，曾聆听过陈先生的“明清散文研究”的研究生专题课，可见他不仅精通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贯通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宏愿。
陈先生的夫人夏晓虹教授，在北大也是一位名教授，是一位不错的文学史家。他们夫妇在学术上互相推重，我也常见到他们夫妇同时出现在学术会议上，或在图书馆，夫唱妇随，令人艳羡。
2001年3月22日，我在北大提出“北大边缘人”概念后，组织了系列北大旁听生活动，发起成立了“京城游学堂”，曾一度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不久，我便看到了陈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北大边缘人》一文，对“北大边缘人”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与支持，我是非常感激的。
据我所知，陈先生是对北大历史上的“偷听”现象，给予关注最多的一位北大学者。
他于1997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所发表《老北大的故事之二：校园里的“真精神”》，就以较多的篇幅谈到北大“偷听生”，他在文章中写到：“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真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知者之言。他在《北大边缘人》一文中，用了近4000言的笔墨，来谈论“北大边缘人”，也是令我们北大旁听生所深深感动的。
其中有一段写到：“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
前些年，陈先生成为北大中文系掌门人，做了系主任，我深感庆幸。现在不少的文友，还经常去北大中文系旁听，也从未遇到过闭门羹，真是非常令人欣慰。但愿北大的开放办学的“偷听”之风，更加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