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几年前开始，每年的12月30日，成了我和父母的分别之日。
分别的地点总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
父母从那里乘航班回老家，我从那里飞回德国。
慢慢的，这样的分别仿佛变成了每年的一种仪式。
这是因为从某一年开始，我暗自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至少回国一次，陪父母去旅行。
为了利用圣诞节的假期，我通常选择12月份回来。为了躲避我北方老家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通常都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于是，旅行回来，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国内出发”和“国际出发”这两个紧邻的入口，成了我和父母每年最后分别的地方。
01
17岁末，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去上大学。19岁那年，我又离开北京，来了德国。
大一时，我站在那间住了7个女生的老旧宿舍的窗前，望着不远处的红胶操场，长长呼出一口气：我终于自由了。
大学之前的整个青春期，印象中就是在和老妈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的。至于吵些什么，现在根本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一个奇怪的吵架点就是：我不能穿什么。比如说，不能穿头太尖的鞋。
这种关于穿什么的争吵甚至延伸到我出国后的头几年。以至于每次回来，我买的一双鞋都会引发我和我妈之间的暴吵。我妈不能理解我的“审美”，我不能理解我妈反对的原由：“你去大街上看看，这种鞋，全锡林浩特都没人穿！”
锡林浩特是我老家，一个五线城市。我不明白，我穿什么，关大街上的人什么事？
争吵继续。她哭，我哭，然后我暗自下决心，再也不回来。果真，有两年，我一次也没回。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好像是属狼的，心特别狠。尤其对父母。
硕士毕业，我啥也没想明白，就去读了博。后来我在汉堡很好的区租了个50平米的阁楼，也拿了读博奖学金，终于不需要住学生宿舍或是合租房。我自以为过得不错，于是邀请了爸妈来德国看我，向他们展示一下我美好的德国生活！
哪知那三个星期的相处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02
我自以为颇有情调的阁楼在爸妈眼里不过是一间斜了一半屋顶的陋室。我妈问，这屋顶为啥是斜的？我说，上面是楼梯。“哦，原来你睡在楼梯下面。”
然后，这句话传到了我远在老家的姥姥耳朵里，变成了，我睡在楼道里。
在爸妈到来之前，我特意打扫了一遍房子，哪知老爸还是从各种犄角旮旯里扫出一小撮一小撮的灰尘，边扫边摇头：“唉，住得还是这么脏。”我的感觉像是一瓢冷水直接浇到了心里。
爸妈来，一人只备了两身衣服，穿一身，带一身，却拎了三只行李箱。
箱子里装的是一床三件套，我妈说，这是给我结婚用的。我说我没打算结。我妈说，这个不能带回去。
我的小陋室自然没有国内那种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大立柜。我发愁的是，这一床红色大码双人被外加两个大枕头再加一床羊绒毯应该置放在哪里。为了这个，我们开始吵。
然后，一天我回家，发现我妈把我所有内衣上的商标（就是标着S/M/L的一小块）给剪了。理由是有这个穿着不舒服。我生气一些衣服我开始分不出前后，更生气我妈为什么不事先经过我的同意就剪。我们又开始吵。
总之，那三个星期，我们三个人好像被编入了一个三角连环吵架程序。我和我妈吵，我妈和我爸吵，我和我爸吵，直吵到屋里的空气开始变得稀薄。吵到当头，我妈来一句：“你这个样子，你的姑姑们会怎么看？”
这句话，如当头棒喝。
那时正流行原生家庭说。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我这么多年来摆脱不了的，给我在德国的生活带来无数阻碍的脸皮薄，不好意思，自尊心强都是从哪里来的。小时候听惯了的那些口头禅如“你这么做，小心邻居们笑话你”，“你这么做，亲戚们怎么看你”原来到现在都还起着作用。
于是，我就像一个点燃了的炸药桶，彻底炸开了。我开始歇斯底里地吼。
不记得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收拾起这一切的狼狈，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将那三个星期过完的。将父母送走后，我以为，我们就是两根平行的轨道，可能再也不能互相理解了。
03
然而，父母的那次来德却是一切转机的开始。
我很清楚地记得之后和妈妈打的第一个电话。她说，我们太长时间没有和你在一起生活过了。在我们印象里，你还是那个十几岁的孩子。重新和你生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也需要慢慢学习。
电话的那头，我泪奔。
虽然之后的日子，我们还是在结婚，生子这类话题上不断拉锯。
我对婚姻看得很淡，无非就是两个暂时互相信任的合伙人经营一份共同的生计，为了防止以后双方不那么信任的时候对对方造成伤害，而签订一份经济合同。这种合同对我来说暂时用不上。
另外，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爸的理由很简单：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我妈的理由复杂一点点：别人总是问起，让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好像嫁不出去是的。
我说，别人就是随便问问，这就是个社交话题，别当真。
直到有一天，我妈眼里一段十分美好的婚姻分崩离析后，我妈对我说，不想结就算了，我看婚姻也就那么回事。
“啊，我还要结呢。” ——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我到底是反对婚姻还是反对我妈？！
后来，我把婚结了。
同样的争执也发生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我爸的理由一样很简单：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我妈的理由复杂一点点：别的朋友都有孙子外孙哄，就她没有。
而我，生不生孩子没想好。没想好就先不生。
另外，我坚决不认为爸妈的余生是用来给我哄孩子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可能实在是憋闷，从某一年开始，爸妈开始了旅行。
04
两人先是从近处开始，开到河北，山西什么的去看看。然后又报了一个去南非的团。
再之后，又和朋友们开始了长途自驾游。
他们先是往东北方向出发，沿着中蒙和中俄边境，开到了北极村。
再一年，又转向大西北，顺着河西走廊，经过敦煌，穿过阳关，玉门关，来到昆仑山口。
这都是让我羡慕的地方。
再一年，他们从内蒙绕到贵州，又开到了海南。之前，还去了趟俄罗斯。
趁着腿脚还行的时候，就应该到处走走，我和我妈说。
大概在四年前，我加入了爸妈的队伍。我每年圣诞节回来，然后， 我们一起去一个温暖的地方。
我们去了海南，又去了广西的北海。去年，我们去了清迈和普吉岛。今年，我们一起去看了吴哥窟。
相比“精华”聚集却人头攒动的吴哥窟小圈，我们都更喜欢几乎没什么人的大圈和外圈废墟。我们三个人，遥望着远处曾经辉煌的建筑，先选一块散落在外围废墟里的大石头坐下，然后爸爸说，来，听姑娘给我们讲下历史。然后我从下载好的旅行App上开始读这个建筑的资料。
这样，我们走过了当年吴哥国王的火葬场，浴场，医院和废弃的老国寺。
我和爸妈似乎慢慢开始出奇的频率一致。我们甚至认识互相的朋友。
05
爸妈来德的时候，我将当时所有熟悉的朋友介绍给他们（除了当时不在汉堡的）。老爸从来记不清我德国朋友克拉拉的名字，每次都问，你那个朋友“嘎拉哈”怎么样了？（嘎拉哈，用羊后腿关节骨做成的类似骰子一样的玩具）。
我也开始跟着爸妈混他们的朋友圈。认识了一帮退了休的很开心的叔叔阿姨。
我朋友中，有些人喜欢同性。这些朋友里有一两个是挚友，我爸妈也认识。当年他们问我，这么好的男孩你为什么没和人家在一起？我说，人家也喜欢男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妈当时僵了半秒的脸，然后憋出一句话：这些人脑子不正常吧。
我说，如果他们能选，估计他们也挺想“正常”的。“不正常”地活着很累的。
有了开始，这个话题每年在饭桌上就不再禁忌。我给爸妈讲德国的同志大游行，讲西方的同性恋维权运动。我说，都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我妈说，唉，这些孩子们挺不容易的。
我刚觉得眼睛有些发软。紧接着，我妈眼一瞪，“但你不是吧？！”
“啊，不是，不是，你想哪去了。”
我带我爸妈去北京三里屯。我们三个坐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区看着过往的年轻的男男女女。我妈说，这里的人真年轻啊。我爸说，你看，每个人穿得都不一样，但穿得都很好看。
从某时开始，我和我妈不再为了一双尖鞋子吵架，虽然我中间很执拗地又买过一双。我妈撇了下嘴，把话憋回去了。
直到去年，我发现我左脚连穿两天尖头的高跟鞋有些变形后，我开始喜欢穿脚掌处宽大的平底鞋。
06
出国这15年，我慢慢地朝父母的方向靠一靠，父母慢慢地朝我的方向靠一靠，然后，我们相遇了。
我似乎还很难接受父母在变老的事实，想起来心就揪成了一团。心里的爸爸还是那个小时候能一只手抓住我的脚丫高高举起的爸爸，妈妈还是那个年轻时会骑马能打枪的妈妈。
爸妈的变老表现在网上不会买机票，搞不定机场的各种自助服务，因为国内医院程序太繁琐而避免去看医生。这个数字化的时代，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便利，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挡在了墙外。
我自愧不在他们的身边。但我不能再低估父母的自学和接受能力。
这次回家我妈说，他们朋友聚会一般都很好，但一旦说起孙子外孙这个话题，她和我爸两个就参与不进去了。我问，那你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就听着呗。
我注定交不出一份写满了标准答案的人生考卷。这个辛苦我愿意承担。
但让我愧疚的是，我远远得躲在在结婚生子这些事儿上根本没什么压力的国外，而舍下生活在国内的爸妈来承受这个压力。
我自己跳进冷水里冬泳也就罢了，可我还连累了不再年轻的父母也要跟着拼命地游。
想想出国这15年，无比倔强的是我。妥协更多，包容更多的是爸妈。
这十五年里，我们就像是合力打一场通关游戏，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关卡。而此时此刻，我只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