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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重读《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上）
5、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乔·弗洛姆何许人也？他是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Meagher & Flom LLP）（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法律事务所之一）唯一一位仍在世的“冠名”合伙人。
作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他的故事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身为犹太人的重要性（机遇）
在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纽约法律事务所比较类似于“私人俱乐部”——他们在选择雇员的时候十分挑剔，对于像弗洛姆这样来自于下层社会的犹太移民后裔，无论其个人能力再优秀，必定是拒之门外的。
这样一来，弗洛姆及他的犹太同胞们别无选择，要么去一些二流的、刚起步的小事务所，要么自己创业，能接触到的业务也是老派事务所挑剩的骨头，通常就是他们不屑于接收的并购诉讼业务。不同于现在，当时公司间的恶意收购在道德层面上还是令人反感的一种存在。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管制的放松、市场的国际化，公司收购案件的数量和规模激增。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华尔街公司收购与公司合并涉及的年总金额增长了2000%，最高达到每年2500亿元——原本老派事物所不屑的业务突然间炙手可热了起来。
猜猜这时候谁成了专家？就是那些二十年前被大公司拒绝，只能去二流事务所的犹太裔律师们。
弗洛姆们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变成了机遇。
而更棒的是，当机遇出现之时，你已经做足了你的10000小时。还有谁挡得了你么？
启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社会）
再回到“特曼人”的例子。我们在上一篇中分析了家庭环境对于“特曼人”成年后是否成才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个案例还可以换个角度分析——即“特曼人”的出生年份。
如果按出生年份将“特曼人”分为 ① 1903年至1911年组和 ② 1912年至1917年组两组，我们发现“特曼人”中的失败者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组。
什么原因？
回顾下20世纪的两件大事：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②1939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你出生在1911年以前的美国，意味着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经济大萧条的困难时期，而“二战”爆发时你年富力强，职业刚发展到黄金期，却要被迫中断事业应征入伍。可以说是被耽误的一代。
相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代人而言就幸运得多了，其时恰逢生育潮低谷，人们为了度过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尽量少生孩子。在这个低谷期间出生的孩子（包括弗洛姆在内），得以享受宽松的就学、就医、住房条件，这是其日后得以飞黄腾达的必要社会因素。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是谁也许是偶然，但英雄的出现绝对是必然。
启示三：服装厂与有意义的工作（家庭）
像弗洛姆这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移民，其区别于其他移民的最大特点是拥有着丰富的从商经验，特别是服装买卖方面的经验。
犹太父母身体力行地将他们从小生意中收获的意义：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传递给子女，子女从中了解到，如果你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利益，运用你的智慧和想象力，你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1982年，社会学研究生路易斯·法卡斯对纽约和迈阿密海滩的养老院和公寓旅馆进行了调研，通过访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跟随移民潮来到美国的那批移民及他们的子孙，记录了各代的职业情况，调研显示：犹太人后裔卑微的家族出身并没有阻挡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
到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成功不是随机事件，而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缺一不可。
6、文化的力量
1997年8月5日，大韩航空801航班在降落关岛机场时撞上了机场以南3英里的尼米兹山，机上人员254人中一共有228人罹难，这起事故被称为801航班事故。
在801航班事故发生的20年前，大韩航空曾经发生过多起飞机失事事件。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988年到1998年间的“飞机损失率”与大韩航空的进行对比，前者为百万分之0.27，即联合航空每飞行400万次，会在一次事故中损失一架飞机，而后者同期的损失率为百万分之4.79，是前者的17倍之多！
因为安全问题太过突出，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将原先由大韩航空负责的总统座机交由竞争对手韩亚航空。
要理解为什么当时大韩航空安全问题会如此突出，必须理解韩国文化在其中的重要角色。
在这里，需要先引入一个概念——“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简称PDI），它指的是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
在低PDI的国家（例如美国），掌权者对手中的权力感觉不好意思，并试图淡化其重要性。以飞机上的情景为例，低PDI国家的人认为随机工程师在发现危险时应当马上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对方是机长（也就是上级）也不影响。
而韩国则是一个典型的高PDI国家，上下级之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秩序。根据失事当时的黑匣子录音，副机长屡次三番试图暗示机长恶劣的天气条件不适合降落。尽管明知机长作出了错误判断，副机长仍然未能摆脱文化的制约，没有勇气制止机长，最终促使了悲剧的发生。
在801航班事故发生后，大韩航空下定决心励精图治、扭转自身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这其中的一项关键改革措施，就是通过全面推行英语，帮助飞行员打破森严的韩国等级文化，改变人们的行事风格。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变革案例。
大韩航空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在通向职业成功的道路上，除个人努力之外，我们所处的文化、历史和外部环境对我们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不能割裂我们的行为与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7、然后呢？
我们十分敬畏那些最优秀、最聪明、自学成才的“异类”，认为这些人命中注定就该从芸芸众生中自然而然冒出来。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
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
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那么，如果说运气、时势不能由自己把握，不如先把握住自我积累，其他的，暂且交给时间。
10000小时，按每天3小时来算，就是10年。这10年怎么打磨，你想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