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嫌弃“佛系防疫”的国家，比你想象的硬核
2009年5月27日，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甲型H1N1流感患者就诊的传染性疾病中心。（新华社 图）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1期，原文标题《新加坡“佛系”防控背后是真硬核》，杨建伟 / 文。
在新加坡，戴不戴口罩是一个问题。自1月23日确诊了第一例本地病例起，新加坡已有超一百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在海外国家中疫情较为严重。但即使如此，走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寥寥无几，甚至连总理李显龙都说：“如果你身体健康，没有症状，医生的劝告是我们大家都不需要戴口罩。”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加坡的做法在一些人眼里成了“佛系”防控的代表：不要求民众戴口罩、不要求强制停工……但在这里，治愈率却出奇地高，超过了70%。
事实上，面对疫情的新加坡，并不是真“佛系”。
1月23日，新加坡确诊了第一例输入性病例：3天前，一位66岁的中国旅客王先生偕家人抵达新加坡。22日，王先生因发烧和咳嗽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患有新冠肺炎，随后被隔离。
自此，疫情不断升级：1月31日，新加坡出现首例本土居民确诊病例；2月4日，首例本地人传人病例出现……
新加坡还影响着全球的疫情状况。1月中旬，在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的一场会议上，100多位参会者中，有多名人员最终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其中有一位41岁的男子还成为了第一位马来西亚人确诊病例。而一位英国男子——史蒂夫·沃尔什还是“超级传播者”，结束会议后，他先去了法国的一个滑雪场度假，结果将病毒传染给11人。
新加坡设有“疾病暴发应对系统”，并将疫情分为绿、黄、橙、红四个等级，严重程度依次递增。2月7日，这一系统将此次新冠肺炎的等级从黄色上调至橙色，即“疫情严重暴发但难以扩散至全国，且疫情是可控的”。而上一次出现橙色等级，还是2009年H1N1禽流感肆虐时。
恐慌情绪开始在部分人中蔓延。当天晚上，华裔新加坡人陈奇就在新闻里看到了这样混乱的景象：一些人涌向药店、超市抢购口罩和生活用品，货架上的许多商品都被一扫而空，连厨房用纸都被抢光了。据目击者所言，就连平常较少人去的高档超市，门口都排了好几十米长的队。然而，陈奇和朋友们都没有加入囤货大军的队伍中。“去了可能也抢不到，（口罩）当天就卖完了。”
“在新加坡，我们正处于暴发的起始阶段。”2月13日，WHO协调下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主席戴尔·费舍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当天，新加坡新增确诊8例，共有58人确诊，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新冠肺炎暴发时，一些新加坡人想起了“非典”肆虐时的场景。2003年，这场瘟疫造成了新加坡238人感染，3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13.8%。“这令新加坡人感到恐惧和创伤。”传染病专家梁浩楠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坦言，自己当时都因治疗“非典”病人而受感染。回忆起“非典”，梁浩楠举了个例子：“你今天见到同事去吃午饭，但过几日，你发现她进了重症监护室，更坏的情况是离世。”
2月5日，中国政府安排一架包机前往新加坡，接回滞留在当地的147名湖北籍旅客，直飞武汉。（新华社 图）
2003年3月1日，一位从香港旅游回来的23岁女性带着“非典”病毒住进了新加坡的陈笃生医院，随后，“非典”在新加坡暴发。
面对这场21世纪初最严重的传染病，致死率高达三成的瘟疫，新加坡人心惶惶。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新增病例超过10人，甚至出现了造成了20多人感染的“超级传播者”，情势极其严峻。“新加坡在抗击SARS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挑战。”美国疾病专家阿里·汗曾说。新加坡的一些病例出现得都较早，卫生部门那时还无法从其他国家学习经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便是封院：将收留第一位感染者的陈笃生医院部署为“SARS中心”，把所有疑似与确诊病例集中到这里收治，并实行封锁。新加坡成了当时全球第一个采取“封院”措施的疫区，也是疫情最为严重的疫区之一。
2003年3月27日，为了减少公众聚集，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中小学停课10天，后又在4月5日决定分三阶段延长学校停课时间。政府还给每家都分发了体温计，测量体温成了每人随时随地都要做的事情。
当时，新加坡还是首个在海、陆、空入境处全面设置红外线电脑检查出、入境者体温的国家。而对于与病例有过接触的人员，则被要求自行在家隔离，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即“在家隔离援助津贴”。据统计，“非典”期间，新加坡总共有2400人接受了隔离。5月后，新加坡情况出现好转，并在5月31日被WHO从疫区名单上除名。但即便如此，直至“非典”结束，新加坡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一便是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路透社预测，仅一个多月，新加坡的GDP就损失了0.4至2.0个百分点，餐饮、旅游业等受打击巨大。
“餐馆生意很差，很糟糕。” “非典”来袭时， 陈奇还在新加坡上学，在餐馆做临时工。如今，36岁的他已经入籍新加坡，“现在的餐馆虽然生意不好，但也没有像2003年那样差”。
“大家都说没口罩买了，怎么办？”2月7日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周华认识的人都在关注口罩一事。她附近的一个商店里的口罩都卖光了，一个店员甚至还建了个微信群，通知大家口罩什么时候到货。不过，恐慌不是唯一的情绪。“也有人觉得新加坡疫情不是很严重，甚至说现在都没有游客了，可以好好出去玩。有些人很紧张，有些人一点都不紧张。”
一部分人的恐慌只持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总理李显龙发表电视讲话：“新冠的杀伤力比非典小......从病死率的角度看，新冠病毒更近似流感。”李显龙还强调说，如没有生病症状，建议人们不戴口罩，将其留给更需要的人。再加上对于春节假期期间举行的元宵万人宴会，印度大宝森节等大型聚会，新加坡政府也没有取消，这使得国内外舆情都有些微词，认为新加坡防控疫情过于“佛系”。
“如果强制大家戴口罩，民众又会指责政府没有弄到足够的口罩供应，而且如果因为戴口罩供应不足，民众反复使用口罩，增加了感染危险，政府要不要对此负责？”现代史专业硕士出身的自媒体人张子宇认为，戴口罩不仅是个卫生问题，也是个公共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口罩有限的情况下，为每家发放4个口罩，另外发放30万只口罩给出租车司机与私召车司机，争取更大限度地分配、利用好口罩。
其实，被称作“佛系”的新加坡，早早便颁布了诸多措施应对疫情，且不少措施看来还十分“硬核”。
坐落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隔80秒便会有一班航机升降，国际航班的密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迪拜等国际大都市的机场。但如今，樟宜机场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除航班减少之外，航站内还设置了多部热能探测机，可以自动感应进出新加坡的旅客的体温，而机场员工也随时准备检查过往旅客有没有咳嗽、发烧等迹象。
实际上，早在1月2日，樟宜机场就被要求对入境的武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同日，新加坡卫生部还向所有医疗机构和医生发出警报，要求人们注意和警惕有无武汉输入的新冠肺炎病人，并随时报告情况。这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中国发来的“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仅仅只有2天。到1月22日，机场的体温检查范围已扩大到所有从中国来的航班。
疫情发生后，新加坡还诞生了一支“特别追踪队”。队伍一共有7组，每组10人，负责寻找确诊病人们的密切接触者。在新加坡，确诊患者需要以分钟为单位，描绘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接触过的每一个人，而追踪队锁定的目标便是这些密切接触者。每天早上八点半，追踪队成员们便开始工作，拨打电话寻找这些密切接触者们，一旦确定其身份后，卫生部门的人员及辅警便会上门，发现疑似症状后便会送往医院检验，在家或者在隔离地点内隔离14天。
“在新加坡，人们能够接受这种程度的干涉。公众比较愿意接受这类要求，这有助于追踪接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庄嘉颖对此评论道。据新加坡卫生部的公报披露，截至2月19日，已有近2600位密集接触者接受了隔离。
“像新加坡这样的城邦型城市，它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精细管理程度，不是其他国家能比的。”张子宇说。此前曾在2009年暴发的H1N1禽流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疾病暴发应对系统”，就是在“非典”之后建立的。此次疫情，新加坡政府还启动了实施多年的哨点监测，联合公立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诊所联网，使得新加坡对于输入性病例的监测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据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公号援引的统计数据：以发热门诊为例，新加坡有800家发热门诊，而上海、北京分别有110和76家，因此，一项来自哈佛大学的评测报告称，全球检验入境旅客是否患病的能力，还不到新加坡的四成。
2月17日，新加坡卫生部发布“居家隔离公告”。公告规定，自2月18日23点59分起，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内地的人员都需要在住所自行隔离14天，如果是到访过湖北省的人员则需要接受政府强制隔离。周华与其他5位从中国返程的同学，一人一间房独自隔离。每天，周华的一日三餐都由志愿者们派送，有肉、蔬菜、蛋奶，跟平常的吃食无异，还可以选择中餐、西餐、印度菜、马来菜等，只需提前告知。刚开始隔离时，周华也觉得无聊。“挺无聊的，房间也不是很大，又没办法出去。”但几天之后她逐渐习惯了隔离期间的生活。“每天写论文，看新闻，在网上听一下演唱会，没有别的娱乐消遣。”
如果不遵守隔离的相关规定，将会面临惩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擅自解除隔离会被要求停学1个月。而据移民与关卡局称，一名45岁的男性在家居隔离期间仍坚持外出，并企图乘坐飞机出境，最终被取消其永久居民身份，并禁止再次入境。在以严厉的法规闻名的新加坡境内，这似乎不是奇事。对此，张子宇评论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加坡是一个有着威权体制的国家。”
隔离结束后，走在校园里，周华明显地感觉到人变少了很多，连排队打饭的时间都变短了。这是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取消了50人以上的大课，改为网络授课的形式，剩余的都是一些人数较少的小课。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国立大学只确诊了两例病例，其一为一位设计与环境学院的教授，而其所在的系的所有课都已被停。
“外松内紧”，这是新加坡面对疫情时采取的策略：对外称疫情可控，对内严格做好防控。“新加坡承担不了社会停摆造成的损失，所以（政府）不会过多地去干预人们生活，不暂停正常的商业、教育活动。”张子宇认为，正是如此，才会给外界造成新加坡“佛系”防控的错觉。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也持相同看法：“新加坡不是真佛系，只是说在外面要把疫情的次生灾害降到最低，但是在内部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可能。”而最明显的次生灾害，就是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2月17日，新加坡工贸部称，受疫情影响，预计今年经济增速在-0.5%到1.5之间，较之前的预测下降了1%。
在数据上，旅行业面临的打击则更明显。去年，曾有3.62亿名中国旅客到访新加坡，约占新加坡总体旅游人数的20%。而今年，据新加坡旅游局预测，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游客量可能下跌25%到30%，旅游业可能受到比“非典”流行时更严重的冲击。如今，新加坡每日正在失去18000到20000名游客。
截至2月29日，新加坡共确诊了102个新冠肺炎病例。美国流行病专家詹妮弗·布埃伊视新加坡为“关键点”：新加坡气温较高，可观察高温是否能加速病毒自然消退；同时，若防控优秀的新加坡都未能阻止疫情大规模暴发，则不具备发达卫生保健系统的一些非洲、拉美国家将面临很大风险。（经受访者要求，陈奇、周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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