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TC出来以后，我一直在股市混，两年下来，总投入35万元，累计收益超过了八位数，这是一份不错的战绩，但也养成了很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愿意进入实业领域，更喜欢这种单纯的角逐游戏。毕竟，在证券交易部，看看电脑，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就可以直接玩这种钱的游戏，什么工商税务城管这些烦人的事情，都和我无关，在规模比较小的条件下，基本上不需要任何帮手，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这种可以把个人精力100%集中在一个点上的工作，是我喜欢的。说实话，这时候让我离开股市，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如果这时候再让我回到实体经济当中，每天和各种人事物打交道，我觉得可能我会很不适应。
下一步怎么走，我还真没想好。我甚至想出去应聘，当个教师什么的，我当时想，不能口袋里有个三瓜俩枣，就在家里坐吃等死。
您可能会建议，旅游去！
这是个好的建议，我何不这么想？不过家里有个癌症病人，父亲的情况也不好，老同志仍然处于谁也不认识的状态，我每个星期基本去探望两次，已经成为惯例，我几乎不敢离开北京一天。
这时候我已经开通手机了。一天，接到那个央企赵总的电话，让我去国贸附近的一家饭店去见一个什么要人，他这么说，我不敢怠慢，就按约定的时间过去了。
来到一个大套房，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两男一女，其中那个年约40出头的刘姓男士，名片介绍是国内某银行负责信贷的，另外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黄姓男士，名片介绍是一家央企的财务总监。
这位中年女性，才是这次会晤的关键人物，虽然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不过我觉得她应该有45岁了，她没有名片，自我介绍姓郭，没有介绍单位和职务，但我直觉，她应该是个不一般的人物。这几个人对我非常客气，说话都用“您”字，我知道，一定是那个国企赵总和他们瞎吹呼的。
大家坐在一起，就聊一件事情，股票。
他们这次是专门听我介绍我对股票市场的分析。
看到这一套阵容，我明白了，他们可能有大的构想。我简单介绍了1996年年初为那家央企建仓时的想法，告诉他们，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股票市场会出现这么大的上涨，一年下来为人家赚了这么多钱。
在交谈中，我知道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位郭女士，我和她一接触，就感觉她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女人，气场强大，其智慧应该比阿庆嫂还阿庆嫂。
全身上下，无论是郭女士的衣着还是她淡淡的化妆，都是一丝不苟，这表现她的细致和缜密；言谈举止，端庄稳健，言辞简明扼要，这表现出她的精干和教养，不仅仅是从小的家庭教育，也说明她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在听我唠唠叨叨说话的时候，她很专注，似乎不放过每一个字，这表现出她的谦逊和专注。从她几个不多的动作看，能够觉得她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他们很关心当前股市的发展趋势和我对未来两三年的展望。
这是我早就意料到的问题。您想，人家找我来，不可能听我讲股市以前那点破事吧，人家是要向前（钱）看的，肯定是大局。
我这边还是一如既往，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真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或许是因为有赵总的介绍，也谈了自己对股市更改交易制度的一些个人看法，概况而言，那些总是拿“健康问题”说事儿的势力集团，应该在1996年的行情中，基本踏空，我的态度是，未来这个集团的报复是在所难免，只是等待契机，我无法判断所谓的契机，到底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我的这些话，貌似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够从郭女士平静的目光中，看到瞬间即逝的闪点，在座的另外两个人，似乎也就是在随声附和，是这次谈话的吃瓜客。
说实话，12月中旬那几天暴跌，也让我对市场持有几分警惕，我不是怕跌，是怕管理层不让股市上涨，从12月的趋势看，我觉得一轮牛市被腰斩了，之所以暴跌，但趋势不可改变，理论上这个市场已经被激活了，而且降息是一个大周期，社会闲散资金仍然会止不住地进入到股市，一旦管理层能够稍微放一放，上证指数一定会突破历史新高（上证指数以前的最高点大约在1500点水平），我把一年多以前香港那位黄姓证券分析大师的观点搬了出来，告诉他们2000点应该没有问题。
第一次会晤就是这样结束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们找我的真实目的，只是直觉告诉我，他们想做个大局，但这种事情是不易多问的。回家以后，也很闲散，我打算好好休息休息，只是用几十万玩一玩，赚一些家里的开销，过渡一下，看看下一步去做什么。
不过这段时间确乎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股票，行情也走得飘忽，由于是“T+1”操作，这决定了我要特别谨慎，不敢像以前“T+0”那样，敢于追涨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时候一天涨得挺好，最后20分钟股价就跌下来了，我看着脑袋都发麻，觉得在下午2点半以前，简直就不敢买股票。虽然账户上的钱已经抽离的所剩不多了，也不敢轻举妄动，我总觉得，这个市场似乎在等什么。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世。
总设计师对股市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三个字“可以试”。就是这个“试”，让中国股民的队伍不断壮大，起码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股民已经是遍地都是了。在这方面上海深圳开始的要早一些。记得早在1993年的时候，就有人这样形容上海，“证券交易部开得比粮店都多”。可能现在的人搞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以前在票证时代，粮店的密度是很高的，北京市内公共汽车站的间距大概是500米，我觉得两站公共汽车站之间，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家粮店，我们可以设想，证券交易部就是这么在市区分布的，上海人这句话很幽默，言外之意让人感到，股票和粮食，都是上海人民生活之必需。
这种比喻确实不算过分，在TTC的时候，我时常去上海一带出差，却有这种体会，只要是到了广播电台播放股市行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按时自觉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当时觉得上海人的金融意识，确实是其它地方的人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