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索引收录：《教育学》2013年；原发期刊：《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六期。）
摘 要：传统家训在进行家庭教育时都强调读书对于个人进德修业立世的重要性，并且多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读死书；也不仅是为了博取科第功名而功利地读书；读书贵在明理践行、学以致用，最终目的是立德做人。传统家训中的读书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可贵的读书价值取向和家教理念，有待于我们以当代的眼光，进一步加以研究、分析与批判继承，这对于纠正当今家庭教育乃至学校教育过程中立足于实用功利，或贬低读书为学之价值，或重知轻行、重智轻德，忽视读书为学之内在立德做人价值的偏失有着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家训；读书；做人；价值观；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人素以“勤学苦读”而著称于世，苏秦“锥刺股”，孙敬“头悬梁”，匡衡“凿壁偷光”，车胤“聚萤照读”是家喻户晓的勤学苦读事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发奋读书为学。然而国人教子读书为学常带有很强的功利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视“金榜题名时”为人生四大幸事之一，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家教格言，将读书为学功利化，视其为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的手段，忽视其内在的立德做人、成人价值。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传统家训中有许多教子读书为学明理以立德做人、成人的训诫，体现了古代有识之士可贵的读书价值取向和家教理念。
一、读书乃人进德修业立世之要
综观历代家训，无论是鸿篇巨制、片纸短章，抑或是口传心授、临终遗嘱，多把勉励和督促子孙读书为学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读书为学是人进德、修业、立世的第一要务。不读书则会导致孤陋寡闻、不学无术、轻薄无行；只有读书以明理，才能居仁由义，以礼自持，修业立世。
据《论语·季氏》和《论语·阳货》记载：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诗礼。闻斯二者。”[1]176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①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183
孔子的过庭之训、诗礼之教表明孔子极为重视勉励、督促儿子读经学礼②，以明诗、礼乐之旨而进德修业、立身处世。基于对读书为学的极端重视，孔子谆谆告诫弟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82孔子认为，人不好读书为学就会有很多弊病，难以修身、立业、处世，成就仁人君子。孔子重视勉励、督促儿子、弟子读经学礼等，并视读书为学乃人之进德、修业、立世之要的家教理念对后世家训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古今家训之祖”③之称的北朝《颜氏家训》说：“夫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2]157在颜之推看来，博览群书、明白事理十分必要，可以“增益德行，敦厉风俗”，至少可以从中获得生活技能，自立于世。正是由于颜之推特别重视教育子孙读书治学，才形成了颜氏家族知书识礼的优良家风。
唐韩愈在《戒子通录·符读书城南》中说：“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同。”[3]103他语重心长地教导儿子，人的智愚、贤不肖之分在于后天的勤学苦读与否，勉励儿子勤奋读书，成为贤人。
南宋王应麟在《三字经》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4]225王应麟认为成为君子或小人的关键在于学与不学，人的天资再高，若不经过后天的读书为学，就不能明白人生的大义，从而修身立世。
清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教导诸皇子：“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4]244强调读书乃进德修业、立身处事之要道。只有读书为学才能明理、应事。
虽然传统家训勉励、督促子弟所读之书多局限于儒家经典，内容片面单一，知识结构狭隘、封闭，其缺陷与弊端毋庸置疑。但其将读书为学作为人求知明理、进德修业立世之要的读书价值观，对于纠正当前家庭教育过程中，从眼前的功利实用出发，贬低读书价值，忽视教育子女读书的偏失仍有积极作用。
当今，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许多父母对读书的价值认识不足，仅从眼前的功利实用出发，信奉“读书无用论”，认为孩子多读书不如早挣钱，不重视教子读书为学。还有许多父母视子女为“掌上明珠”，认为“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竭尽所能地为子女创造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溺爱娇宠，并以能为其留下万贯家财，使其一生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为最大愿望，对子女只求好养不知善育，只求慈爱不知严教。孰不知“养不教父之过”、“慈母败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结果造成子女不求上进、懈怠懒惰、养尊处优、贪图享受、爱慕虚荣、自私任性、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缺乏教养，俨然成为家中的“小皇帝”，社会上的“寄生虫”，败子败家，辱没门庭，欺凌他人，危害社会。因此父母对待子女之上策应是自己好学上进、率先垂范，并且严慈结合、养育兼顾，为其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和成长环境，使其树立读书乃个人进德、修业、立世之要的读书价值观，养成好读书、乐学习的习惯和志趣，这才是为他们的未来计。
二、读书贵在践行、致用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1这里的学是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习则是要求学生将知识化为能力和躬行。[5]“学”要与“行”相结合，学习主体只有把所学的知识、道理付诸实践，并在躬行实践中有所得，其内心才能充满喜悦之情。孔子教导弟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9、“听其言而观其行”[1]44、“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133在孔子看来，判断读书人好学、善学、学有所成与否的关键不在于他是否能言善辩，而在于他是否能切实领会书中道理并践履之，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结合、学以致用。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71，在教弟子诗书礼乐时，又教弟子践行其中所蕴含之事理。孔子的知行结合、学以致用思想被后世家训所继承。
《颜氏家训·勉学》说：“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2]165颜之推从正面强调读书学问贵在践行、致用；又说“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2]166又从反面阐明读书不能履而行之的危害，以此教育子孙学贵能行，学以致用。
宋陆游以诗教子：“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6]704、“学贵身行道，儒当世守经”[6]1475、“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6]1065教导儿子读书为学要身体力行，把读书和躬行实践结合起来，学有所得。
清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读一‘孝’字，便要尽事亲之道；读一‘弟’字，便要尽从兄之道。自入塾时，莫不识此字，谁能自家身上，一一体贴，求实致于行乎？”[7]要求子孙读书从自家身上一一体贴，求实致于行，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德教诲。
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蕃后》中要求子弟读应世经务的有用之书，他批评那些食古不化、耽于空谈的人为迂腐的“两脚书橱”。他说：“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8]
清人左宗棠《家书·诗文》中也主张读书与实践相结合，适时践履所学而有所得。他说：“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9]
尽管传统家训所强调的读书贵在践行、致用主要是指研读儒家经典，觉解圣贤之道，付诸道德行为，进行道德实践，学以致用，侧重学道、明道、行道的贯通，具有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至上的倾向，其片面性和时代、阶级局限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传统家训强调读书贵在践行、致用本身却是难能可贵的，需要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
三、读书之最终目的在立德做人
在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体系中，自古即有“三不朽”④之说，三者之中又视“立德”为“太上”之功。孔子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166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释之曰：“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10]朱熹的解释是符合孔子的意思的，因为孔子也曾说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1]81。孔子认为，读书可以使人入仕得俸禄，但入仕得俸禄并不是君子读书的目的，它只是读书为学以谋道的副产品，谋求做人之道才是君子读书为学的目的。这种“立德”为“上”的价值取向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读书为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教育观念，因而传统家训多强调读书之最终目的在立德做人。
尽管传统家训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也不反对读书得利，颜之推说：“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2]157将读书作为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修业谋食技艺；清人张英《聪训斋语》中把读书作为其家训四语之首，对读书入仕、光耀门楣予以充分肯定，他教导长子：读书可以“取科名”、“继家声”、“使人敬重”。[11]不过，求科第，致富贵，追求功名利禄，并不是古人读书的惟一目的，相反，我们在中国历代传世家训中看到更多的还是通过读书来修身明理，求学问，学做人的训诫。读书做官重要，读书做人更重要。[12]
颜之推明确告诫子孙：“君子当守道崇德”[2]334，读书治学当以“增益德行，敦厉风俗”为第一要务，切不可单纯为了仕进利得、谄事权贵而读书为学。他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1]21对当时这种目光短浅、思想狭隘、谄媚邀宠、功利实用之徒的读书目的和家教观念，颜之推给予了明确否定，堪称远见卓识。
明代杨忠愍临刑前夜遗笔《杨忠愍遗笔与子应尾、应箕书》告诫儿子：“读书见一件好事则便思量：吾将来必定要行；见一件不好的事则便思量：吾将来必定要戒；见一个好人则思量：吾将来必要与他一般；见一个不好的人则思量：吾将来切休要学他。则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会苟且，便为天下第一等好人矣。”[13]谆谆教导儿子读书为做人，可谓用心良苦，感人肺腑。
明代王汝梅在《家训》中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读书只为求取功名，不求做人的弊病训喻子孙：“今人读书只从功名起见，塾师如此教，诸生如此学，上不就身心事为下指示，下不就身心事为上体贴，所以读书与做人竟成两道，虽读万卷书，不能受书之益。”[14]
明代王守仁在《王阳明全集·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中教导侄子：“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悌为本，以圣贤自期。”[3]169认为读书不能成为功名之具，而是为了明白圣贤之道，修以孝悌，居仁由义，以礼自持，学做圣贤，可谓真知灼见。
清人朱柏庐《朱柏庐治家格言》主张：“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强调读书的首要目的不在科举功名，也不在“口秀”几句雅言，而应通过读书以明义理，付诸实践，做好人乃至做圣贤。否则，便违背了圣贤著书立说的初衷。作者关于读书目的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对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均有借鉴价值。[4]237
清人陆陇其在《三鱼堂文集·示大儿定征》中训诫道：“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3]223反复嘱咐儿子读书贵在明理做人，做有道德修养的人，而不在求取功名富贵，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代有学者认为以儒家教育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是“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做什么样的人？成什么样的人？就是做成‘道德的人’。” [15]同样，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对象，以儒家义理为主要内容的读书为学也是以做人为目的的读书为学，是一种志在“做人”、“成人”而非仅为“成才”的读书为学。尽管传统家训所强调的读书志在做人的“人”是自觉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圣外王”的“道德的人”，而非身心健康、审美、生活能力、思想品德、文化知识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家训强调读书的最终目的在立德做人，重视读书为学所蕴含的“做人”、“成人”之内在价值，防止读书为学的实用功利化、庸俗化，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这对于医治当前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物质利益至上，学校片面地、功利地强调智力教育，追求升学率，家长一味追求孩子成“龙”、成“风”，而忽视孩子立德、做“人”、成“人”，学生读书仅以考高分、上名校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弊病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注释：
①周南、召南：《诗经·国风》中开头的两组诗，共有二十五篇。
②读经学礼过程中自然包括学乐，诗的学习需要在吟咏时配合弦歌，礼的学习需要在习礼时配合音乐舞蹈。当然，孔子也重视对易、书的学习，譬如《论语·述而》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③宋人陈振孙在其著名的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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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卢正言.中国历代家训观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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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8:211.
[8]参见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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