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23）

戏说中书街（23）

二十三、首登太宰者的王天官

在宜昌，如果你是宜昌城区人，你可以不记得远安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的那个出生地颇有争议的嫘祖（远古时期），更不需要记住那个周文王的火师（巫师）的鬻熊（公元前11世纪）；不需要记住秭归的那位世界历史文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也不需要记住兴山出塞的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公元前19年）。

不需要记住那个作过《尔雅注》的东晋训诂学家郭璞（公元276年－324年），写过宜昌“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的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公元1007－1072）不记得也罢，明末清初曾经被明永明王拜为东阁大学士（宰相）、举起“扶明抗清”旗帜的文安之（公元1592—1659年），还有那个在日本书法界很有些名气的清末文人杨守敬（公元1839-1915年）等也可以忽略不计，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些名人都不是宜昌城区人。

而最值得记住的那个在宜昌俗称为“王天官”的其实也不是宜昌老城区的人，不过就是后来读书学习进入了城区，发迹以后以及告仕以后都住在宜昌城墙以内，这样前后几十年，自然算得上是老宜昌。王天官名叫王篆（公元1528-1603年），字绍芳，祖籍江南点军（也就是宜昌郊区）人。史书上记载，他出生书香门第，其高祖父王文选曾任广东临高知县，曾祖父王杰曾在保定府当过通判，祖父王璲曾任德王府左长史（与王杰并祀乡贤）。而王篆的父亲王良策虽然没有做官，可是“少事亲以孝闻，折节读书，遇事笃慎，自为诸生，文行益著。”

宜昌关于王天官王篆的传说很多，在那本《夷陵地名掌故》中，直接与他有关的就有《中书街》、《漫话民主路》、《天官桥》、《王天官与东山寺》、《蜈蚣头上架‘王’字》、《纱帽山与十里红》等六个题目，这在宜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足以说明王天官在宜昌无论是官场还是在民间都足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蜈蚣头上架‘王’字》是一个民间传说。说的是一老一少两个四川人进川途经宜昌沿江而上：“只见（萃福）山前一岭，南北而卧，脊平体长，两侧小岗众多，翠柏繁茂，杂草丛生，形似蜈蚣。其前方有一圆形山包，恰似官吏的乌纱帽，乌纱帽旁有三峰相连，形似文案上的笔架，老翁就断定这是一块蜈蚣地（风水宝地），既有乌纱帽，又有笔架相衬，必定要出天官。那块地方就是王篆的家所在地碑湾，而老翁说的话恰好被放牛的王篆听见了。于是，王篆的母亲就把王家的祖坟迁到那块地上，从此，蜈蚣头上架上了王字，王篆成年后果然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果然成了王天官。

关于那块蜈蚣地的传说还有一种，说的是有一四川道人赶一块蜈蚣地（风水宝地）路过宜昌江南，傍晚时分天降大雨，无奈之下只得到山中王篆家求宿。王篆父早亡，家有三兄弟，母亲纺布，长子王篆帮别人放牛，家境十分贫穷。可是王母心地善良，为人仁慈，将自家唯一的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招待道人。第二天，道人起程赶路，突然一道金光闪过，那块蜈蚣地怎么也赶不走了，道人认为这是天意，就把那块地送给王家。道人从面相判定王篆是个奇才，劝王母送他去读书，还告诉王篆：“蜈蚣地是块风水宝地，你母亲百年后，将她葬在这里，可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后来，王篆依照道人所嘱，将母亲葬在那块蜈蚣地上，那里也就被称为“碑湾”，王篆也就成了王天官。

《王天官与东山寺》的故事倒有几分有趣，王篆对联惊知县的故事在宜昌民间广为流传。说的是因为家贫，在东山寺寄读的王篆一日看见到县衙送西瓜的小和尚回到山上时一脸的不高兴，急忙上前打拱相问，原来是县官见送去的西瓜瓜皮碧绿，瓜瓤鲜红，雅兴大发，信口凑出一句上联：“东山和尚送西瓜，些许礼物。”令东山寺的和尚作答，王篆旋回书房写出下联，托小和尚带给县太爷。王篆的下联写的是：“南海菩萨拜北斗，天大人情”。不仅文字对仗工整，而且不卑不亢，很有分寸，深得县太爷喜欢。就把王篆叫到县衙仔细询问，更加中意。当得知那个来自江南郊区的牧童寄读于东山寺的情况后，当即决定让王篆留在县府课读。

王篆的命运由此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