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低估了这部电影的价值！
《布鲁克林秘案》在2019年底上映，公映50天票房还不足千万美元，从商业看，显然惨败无疑。
但这部片真的值得我们好好聊聊。
作为“演而优则导”的爱德华·诺顿在他这部自编自导、二十年磨一剑、命运多舛的处女作，包藏了一个“为了什么而抛弃什么”的拷问。
一般来说答案无非是“为了利益舍弃信义”“为了自我丢弃他人”之类的吴宇森式的、杜琪峰式的黑帮片，或者是在北野武“全员恶人”系列中被无限反转，放大他早年《大佬》中桥段的一种自我祭奠式的致敬。
好莱坞商业类型片中进化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了“为了什么而藐视法律与普世价值”的公式，更表现出一种义不容辞般“正义”的、为了普罗大众甘愿背负罪责的一种“信仰修行”，直至走向偏执狂热的深渊。
比如罗伯特·德尼罗的《牧羊人》中关于“大家”与“小家”二选一的情节设定，在马特·达蒙低沉的身影走过象征国家安全的鹰与星的大厅时，选择了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然而，诺顿很明显更加具有倾诉的欲望与他的一套修辞，在导演功力似乎无法撑起更宏大叙事的心力下，他选择了侦探悬疑类型来作为一条连通观众与其终极拷问的“捷径”。
乔纳森·勒瑟姆撰写的同名小说，在诺顿的改编下成为了更加电影类型化的故事：始于凶杀而止乎于礼。
一般的，电影类型化的故事是被简化的，二元对立、意义明确的。
而我们所见的现实却是被局限的，复杂的、暧昧不清的、满是歧义的。
然而自上世纪30年代由雷蒙德·钱德勒所开创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则是在侦探故事的框架下展示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与人间冷暖。
本来更加重要的推理环节反而需要让位给为了反类型而进行的颠覆，于是推理逻辑分析的剧情张力与主角在设定环境下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碰撞，构建成一体两面的开放现实，调动观众对于现实世界朦胧神秘的想象，来冲垮人造类型的先天不足。
“死亡”不再成为追索的终点，而成为了一个起点，一个谜面，通过寻找谜底而更深刻的接触社会的灰度与底色，体味形色间人类的缠斗：
从暴力中而来，最终消失在暴力的消失中。
诺顿的这部作品也正是在固有模式与反类型的中间，选择了一条并不讨喜的老派方法。
他把故事搬回上世纪50年代，铺以大都会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强力加速时期，社区活化中的权力腐败以及好似永恒的族群矛盾扩大，再细缩为诺顿角色妥瑞氏症端下因人所不解的而产生得格格不入。
诺顿的野望不可谓不大，但却仍能在最后以温柔收束整场故事，既非圆满也非失败地让观众若有所思于“中间选择”的五味杂陈。
而全片所围绕的焦点却又不仅仅只是强大权力与社区住房公正之间针尖对麦芒，又像是在指桑骂槐般地映射当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特朗普膨胀的权力与愈演愈烈的族群暴力。
从《布鲁克林秘案》中不难看出，选择黑色电影(Film Noir)的表现方式有所谓诺顿数次提及的《唐人街》中“大城市-侦探-谜底”的构建。
当视角拉回到战后处于都市开发中的纽约时，看似平和的街道有着难以被磨平的种族主义与权力滥用的痕迹，这或许像极了黑色电影盛行的那个战前年代。
诺顿沿用了黑色电影的基本元素与特征。
在爱德华·霍普式构图中，通过特效很好的还原了大都会的建筑风物，人物设定则参考了《马耳他之鹰》中萨姆·斯佩德、詹姆斯·斯图尔特在《眩晕》和《后窗》中的扮相，以诺顿驾轻就熟的“神经分裂人格”的演技带出内心焦虑不安，由内而外投射出的“抽搐”病症，并以此辅助第一人称讲述来展示社会病态。
爵士酒吧、侦探社、主角家忠实遵循了黑色电影最常见的室内场景，尤其以主角家窗外的布鲁克林大桥直接致敬了希区柯克镜头下的金门大桥，并且通过低调打光与大面积的暗色处理来彰显一种迷离阴郁的格调，这完全不同于梅尔维尔处理下蓝色的底调所凸显的冷峻。
而户外部分在一前一后，白天黑夜的两个小高潮片段中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诺顿所汲取的素养，比如结尾部分类似“最后一分钟”追上女主爬上逃生梯的顶拍设计，也是对《眩晕》中“恐高症”心魔的借用，又或是在社区场景中以街边地上的积水，倒映出人物走来的身影。
除此以外，为了表现女主、游行集会组织、社区、当局之间的关系，在色调与布光上诺顿也下足了功夫。
女性角色的红色、绿色服装搭配、社区建筑物干净犹如现代的观感与侦探风衣深色在跟踪的一连串过场中显得意味深长，好似《眩晕》中男主跟踪女主来到荣勋博物馆凝视卡洛塔画像般，而第一次在车中通过单反镜头展示女主的过程又好似《后窗》里在家窥伺邻居的惊悚。
在转场衔接上，诺顿妙笔多多。
比如躺下的刹那潜入水中的奇幻场面，既是人物心态的视觉刻画，也顺带接出了反派人物游泳出场，以背影与车牌示人的“无声甚有声”。
然而这种进化版的影像风格并没能很好的契合诺顿对于片中人物的塑造。
实际上，诺顿所塑造的男主角色莱昂内尔绝非黑色电影中的典型侦探，他过于逼仄在生理缺陷与“人生导师”给他带来的包袱当中。
而对于这两点的重要性诺顿却只是通过台词进行了有限表达，这反而限制了本来角色应该带有的某种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与人性的灰度，主角不再是一般所谓的爱惹麻烦的怪人，而是“怪胎”。
对于内心戏的执著让观众困扰在主角“心魔”而来的优柔感与疲于奔命之中，反而更突显了真正的主角是已经在片子开始时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而片中的女性角色，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女”，可能从扮相上来说，弗兰克·明纳的太太更具有说服力，但显然诺顿没准备让观众对号入座，他似乎更强调精神上的“情投意合”。
劳拉作为女主，似乎既没被表现出身材或面容上的眼前一亮，也并没有让人看出多么聪慧果敢，反倒是她的出身与她从事的事业成为了致命的对立，最终揭示出谜底的讽刺，而这也让莱昂内尔最终选择了一种妥协。
其实诺顿也没有回避男女主角的亲密联系，但精神上的深入并没有需要“床戏”做铺垫，这也是诺顿有意无意规避类型化之下罗曼蒂克的美好愿景。
毕竟种族社群之间的和解并不是那么简单，诺顿并没有做得很彻底，乐队小号手的两次出手十分生硬而又关键，这代表了诺顿极力回避而又无法避免的一种当下现实的“政治正确”。
其实自始至终，反派人物摩西都是隐身于建筑之中的，沙盘与泳池已经足够代表权力的自我选择了，而与他本人的瓜葛寓意明显的指向了他的权力与他的关系。
电影中为了摆平权力的颟顸，而引来了并不真正了解弗兰克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无奈的对立面：民粹的理想主义。而随着侦探类型推动剧情碎片的逐渐拼出，谜底揭开时，权力、现实、种族、社群的自有逻辑交织在一起时，每个人都无法脱身。
在权力的自我扩张与理想的因循抵抗中，布鲁克林成为了两者的桥梁，即便最终莱昂内尔寄出了一份文件，媒体发挥监督之职，正义得到伸张，权力退回，理想看似得到满足，一切似乎有回到了平衡点，但似乎很难从一种无力感中获得新生。
缜密的推理，严谨的布局，得当的线索，立体的人物也均不是诺顿想要沾沾自喜的。诺顿在对权力与族群问题的终极拷问中，道出了权力的无奈与难以自洽，却对人性的照顾遮遮掩掩，这在弗兰克先见之明安排下温暖而又无法言喻的结尾中被放大了。
其实，大可不必刻意追求如《控方证人》那样否定自我的主题，也不是简简单单构建一个“人外有人”的意境予人思辨与回味。
但总该让人从迷茫与无助中获得一种力量，但又不至于陷入邪不压正的窠臼中。
就像《蝙蝠侠：黑暗骑士》中逃出生天，消失在黑暗的光明中那样直击人心。
毕竟从暴力中来，我们总需要一点比无处安放的现实更加丰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