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东、西文化交流下的中国玉器(之二)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美学的理论经由西方传教士的东来，渐渐影响我国雕塑艺术品。19世纪中期是西方美学中现实主义美术兴起后，经过淬炼达到最蓬勃兴旺的时期，他们讲究的透视、比例，以及光线明暗的表达出现在我国艺术品上了。同时二十世纪初期，装饰艺术设计运动应运而生，诸如卡地亚等品牌的珠宝设计加入中国风的彩色趣味，成为经典作品。
印玺表胸针 卡地亚
传统玉器中的西方影子
中国传统玉器的雕刻艺术大多数是平面（线雕），而采用立体形式较少，此时，西方美学雕刻中的圆雕又可称之为”立雕”，立雕是可以让观赏者从器物各个角度观赏，因此在雕或塑的过程中需兼顾物象的整体造形。单一个体的雕塑，除了要能掌握整体的型态外，均衡感亦是不可以忽略，所以无论从作品的任一角度观赏都能呈现出美感。
我们从乾隆时期宫廷玉器中出现的几件立雕动物玉器来探讨，《辟邪水丞》的器形及其神韵可以看出端倪。仔细观察水丞昂首仆伏状，尾部高扬，眼窝深陷，凸显双眼双目，眉凸如卧蚕;头竖一角，颈部粗壮且刻有鬃毛，毛发雕刻细致入微，身上除胛处有火焰状纹饰，两侧胸部以若隐若现的方式来表达骨骼，其余部分则采光身留白处理方式，主要是呈现出西方在雕塑作品上，来强调造型立体及肌肉的表现，也正因如此，翡翠材质地的温润之美感得以完全呈现出来。其次一件乾隆时期的《玉狗》青绿色的玉料圆雕而成。狗的品种看上去属外国种，两耳自然下垂，双目瞪视前方，前腿直立，后腿蹲坐是标准的蹲踞形，腹部微微露出胸肋，背脊骨突出，全器琢磨细致，神态咄咄逼人。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证明在干嘉时期的玉器作品，看出受到西方雕塑理念及表达出来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类的艺术表达更为明显了。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故宫博物院最受观光客青睐的“翠玉白菜”，原放在紫禁城的“永和宫”，有人推测这是瑾妃的嫁妆，象征其清白，祈求多子多孙，而作品也因为和真实白菜相似度逼近百分之百，再加上白菜上有二只虫，一只是螽斯，一只是蝗虫，雕刻得维妙维肖。翠玉白菜（长18.7cm，宽9.1cm，厚5.07cm）传说中清末瑾妃嫁妆之一。玉作手巧妙地运用了这块来自缅甸怕敢麻蒙场口的翡翠山料，雕琢出一株浑然天成的白菜，白嫩的菜茎，翻卷的菜叶以及叶片上的昆虫，看来真是栩栩如生。
翡翠水丞 玉狗
中国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在玉质上虽然不及高翠，但是它与真实的白菜体积相似，抛光后内敛的光泽，增添了活意，令人赞叹，白菜寓意清白，像征新娘的纯洁，螽斯像征多产，祈愿多子多孙，确实是件别有含意的嫁妆。翠玉白菜的写实的手法真的是令人赞叹，一个”巧”字道尽了一切。
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故宫翠玉白菜在玉质上显然不及高翠，但其雕刻神妙，白菜、螽斯和蝈蝈所寄意的“清白传家”、“螽斯衍庆”也正贴近了寻常百姓的信念与向往、满足了赏玩翡翠的心理需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成就了翠玉白菜成为台北故宫镇馆之宝之一。
二十世纪的初期，翡翠各方面，无论是认知、做工及营销，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往，有关翡翠的故事，在这个时代中充满了传奇。部分在大型物件出现了，他们大都采用分段制作然后再进行组合的方法施工，这种方式是在体积过大，传统制玉在制作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度而不得不为之。
美国珠宝杂志1965年8月刊上的“翡翠大宝塔”
“塔”是起源于佛教中常见的建筑（浮屠），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的传统建筑。塔这种建筑形式缘起于古代印度，是佛教高僧的埋骨建筑。随着佛教在东方的传播，窣堵坡这种建筑形式也在东方广泛扩散，发展出了《塔》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明清以后塔的修建大都在风水特定的位置，所以塔象征着吉祥与祈福。
美国奥克兰博物馆（Oakland County Museum）有一个专门陈列室展出中国翡翠（玉器），该陈列室所展出的翡翠文物均由20世纪初上海玉器巨贾张文棣所捐赠。1970年中国台湾地区出版了一本由张沁洽所著《珠宝杂志》的书，其中一篇有关翡翠的文章中，提到旅美华人张文棣的《翡翠大宝塔》，此件翡翠作品曾参加1933及1939年两次国际博览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轰动，1933年美国邮政署为此特别发行过一套明片，1957年美国《珠宝杂志》也都有专文介绍，其中有一段相关介绍是如此描写中国人的爱玉情结：“…这里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和艺术，是通过另外一个符号来描述的，而这就是”玉”！…”。而翡翠大宝塔在展览会期间，中国正处于抗战的烽火之中，国民政府完全无暇顾及此事，因而旅美华侨发起自行组织展览委员会办理参展会务。据记录展出翡翠（玉器）雕刻作品不下百余件，其中又以号称“上海翡翠大王”的张文棣提供的翡翠大宝塔独占鳌头。
祖籍苏州的张文棣是位充满了传奇的人物。翡翠大宝塔包括三层翡翠玉台阶、二个翡翠宫灯、一座翡翠牌坊以及翡翠藏经阁、翡翠狮子、翡翠仙鹤、翡翠仕女…等，据称玉料是目前不多见的“金丝种”高档翡翠。从玉石的购买到雇工设计、制作，他都亲身参与。
装饰中国花瓶的小化妆盒 卡地亚
1922年，张文棣在北京前门的玉器街，集合了百余名前朝内务府造办处留下来的玉作高手，在他的指挥下通力分工合作，花了将近10年的时光方告完工。在那个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制作这么大件的翡翠宝塔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制作前需要准确的切割玉料，然后再分段制作，最后整合出来。全景分别为古塔、仿北京宫殿台阶、牌坊、一对狮子，相当壮观。大型组合式作品最棘手的问题是玉料上的色泽、绺纹，因为会影响到整体组合，整体呈现出的一致性实属难能可贵。这件翡翠大宝塔的完成，虽然玉匠功不可没，但卓越的领导者才是成功的最大关键。翡翠大宝塔。1965年张文棣先生去世后，由其托管人遵照遗嘱，将翡翠大宝塔赠送给了美国奥克兰博物馆，该博物馆物馆成立专室长期展览。
西方玉器装饰品的中为体、西为用
玉，自古以来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玉器更是帝王贵族才能使用的珍贵之物，因此佩戴或使用玉器更成为了高贵权力的象征。东西方在珠宝美学的发展上各有所长，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常被运用的质材如珍珠、路易十四所钟爱带有闪耀光泽的钻石，到东方古典神秘温润的玉石，都各自发展出不同美学风格，同时也影响了不同的文化。从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因为东、西交往的大开以及历史、地理考古活动的盛行，西方更频繁的接触到东方世界的文物美学，而到了1920年代，珠宝商们开始将认识的中国美学展现在珠宝设计当中，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玉石作为素材所装饰的珠宝了。
20世纪初，西方人士开始进入翡翠首饰市场，其中又以美国伍尔沃斯（Woolworth）百货公司创始人Frank Winfield Woolworth 的孙女芭芭拉的一串翡翠项链最负盛名。这串项链是1933 年在她与格鲁吉亚的Alexis Mdivani王子成婚时，其父（Franklyn Laws Hutton）赠送的庆贺礼物。这串项链由27颗极其珍贵的翡翠珠串连而成，珠子直径15.4毫米～19.2毫米不等，色泽饱满，晶莹剔透，应该是由同一块翡翠材料加工而得。
带佛犬带座钟 卡地亚
芭芭拉赫顿委托卡地亚为这串翡翠项链定制了红宝石镶钻石的链扣，更增加它高贵的价值。这条翡翠项链的诞生反映出早在在20世纪前，卡地亚已经开始接受了中国文化和翡翠这种美丽的石材，西洋设计家采用对比较大胆的红、绿色彩大与简洁明朗的造型，突显出翡翠的绿柔美，制作出这件空前的传世佳作。
这条绝世的项链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也极可能是清朝宫廷的收藏品，27颗质地细腻，高度透明的翡翠珠子组成了这条项链完美的匹配颜色，因为每颗珠子都必须从同一块翡翠玉料上切割下来。我们可以高度的质疑，这些翡翠珠极可能后期又被打磨过，因为看上去抛光要比同时代的玉工来得精细。
珠宝届的泰斗卡地亚（Cartier）在其20世纪初期作品中加入了大量东方元素，我们从卡地亚珠宝公司在1911-1940年前后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带有中国、印度、日本等元素及东方的宝石装饰艺术（Art Deco）设计，是卡地亚最受人们赞赏的经典作品。
女士及翡翠项链
20世纪初期，装饰艺术设计运动应运而生，卡地亚珠宝设计加入中国风的彩色趣味。同样，晚清宫廷珠宝中也可以看到西方风味的珠宝，东西方美感的彼此交融，为珠宝设计更添加了新的风貌。装饰艺术的史学家Melissa Gabardi认为，装饰艺术运动是抛开过去单一素材的观念，导致装饰艺术的珠宝时髦而大胆，其特点是具有锋利和规则的切面，大量的线条结合了非传统的半宝石。许多设计者结合了许多新素材的运用，包括玛瑙、祖母绿、红宝石、翡翠、象牙、青金石和水晶灯材料，甚至玻璃等人造石材，珠宝市场展开了大鸣大放的时代。
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缓慢的接受不同文化与本身文明融合的过程。“美”是普世的价值与众人共同的认知，当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自然产生相互学习的动作。中国千百年来的玉器文化，只有以包容开放的胸襟汲取外来文化新元素，才有可能更生长出一种强势的文化设计体系，经过重新诠释的“中国玉器文化”在21世纪再度开创成为新的局面。
撰文/傅乐治 编辑/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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