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官网消息,北京开出了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处罚第一单:丰台区物美超市大成路店存在生活垃圾混投混放问题,被立案调查并罚款9000元。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北京全面实施。
关于垃圾分类,上一次大范围的公众讨论集中于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推进与实施。随着去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我们正式进入了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强制垃圾分类的新政的推进过程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其中有一种声音在互联网上颇有市场:垃圾分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不方便了”。在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时,网上就曾流传一个有关如何处理没喝完的珍珠奶茶的段子,不少人据此调侃,按照垃圾分类复杂的标准,不敢再喝珍珠奶茶。
在当今社会,垃圾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东西,提起它,我们似乎只会联想到肮脏、臭气熏天等字眼,我们希望它们尽可能不要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中。但实际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想象自身与“垃圾”的关系。那些平时隐身在暗处的拾荒者,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又承受着怎样的污名化?动员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在哪里?人文学科能够为垃圾处理贡献怎样的思考与启发?这些问题,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废品生活》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答,我们也借着新书出版的契机,专访了本书作者之一张劼颖,与她聊了聊当代人与“垃圾”的关系。
采写|刘亚光
实际上,人类与垃圾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密切相处的历史。卡特琳·德·西尔吉在《人类与垃圾的历史》一书中介绍,在中世纪,人类曾经用施肥、掩埋、饲养动物等形式让大自然承担销毁生活废料的主要任务。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垃圾逐渐不再能被自然消纳,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先辈都是和垃圾朝夕相处,生活在垃圾蔓延的城市中,直至十九世纪,专职城市卫生人员的出现和巴黎行政长官普拜勒出台新的处理垃圾方案,垃圾才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慢慢被一整套越来越发达的城市排泄系统所消化。而随着这些包括回收在内的各类系统的完善,垃圾也有了再利用的价值,与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胡嘉明、张劼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图为张劼颖在研究中和拾荒家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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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具有不可替代性:
新冠疫情不会使其消亡
《人类与垃圾的历史》卡特琳·德·西尔吉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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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与不稳定:
“非正式经济”劳动者虚幻的“自由”
新京报:在书中你引用了学者黄宗智的“非正式经济”概念,认为拾荒者是比较典型的“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有着怎样的特点?
张劼颖:最明显的特点当然是他们并未处在一个正式的雇佣关系中。那么他们为什么愿意选择这样看上去很不稳定的工作呢?他们觉得每天挣的钱就全归自己,自己可以直接拿到手上。这跟建筑工等职业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以前发生过很多起农民工欠薪的事件,但是拾荒本身,似乎就不存在欠薪的问题。对于这些在就业市场上相对弱势的群体,选择从事这样一种工作,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选择。
这种非正式就业对拾荒者们的吸引力可能还在于,他们的生活安排可以相对自由。如果是在正式的工厂里工作,他们可能会住在集体宿舍,大概率需要和家人分离,但是从事拾荒的工作,往往他们可以一家人一起做,尽可能地留在家人身边,孩子也不必变成留守儿童,我书里也提到很多拾荒者都是把孩子带在身边。最后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灵活性,这不仅体现在之前讲到的空间上的灵活性,还有时间上的灵活性,他们可以选择随时进入和退出这个行业。可能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一起来拾荒,行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人从事拾荒,另一个人去干别的工作。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种拾荒行业的“灵活性”,其实也出现在书中访谈到的许多拾荒者口中,他们很多人觉得选择这份职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但是我也观察到你在书中也表现出对这种“自由”的疑虑,我们该怎么理解拾荒者口中的这种“自由”?
张劼颖: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本书脱胎于我的硕士论文,当时研究的大主题其实就是“自由是什么”。其实当我呈现出拾荒者们对他们从事的行业“很自由”的评价时,确实担心过这是不是在过度美化这个其实非常艰辛的行业。表面上看,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自由,但这种自由其实是非常“消极”的。首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积极的基本权利,比如在大城市的留居权,他们很容易随着城市治理的变化而被驱赶。其次是他们看似有着工作上的高度灵活性,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能否支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几乎完全依靠自己,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一旦风险来临,常常处于朝不保夕的担忧中。
这个群体也承担着非常严重的社会污名,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普遍歧视,其实让他们常常感觉到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的最一开始非常难以接近他们,他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对我们这些外来人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害怕我是记者会曝光他们,然后他们就得被迫离开。许多的拾荒者们来了北京十几二十年,北京城内几乎哪都没有去过,只是躲在他们聚居的城乡接合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空间自由”也是非常虚幻的。
新京报:拾荒者们长期处在这种高度的生活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当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措施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障,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
张劼颖:这要取决于不同城市和不同的社区的具体情况。不过总体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社会各界正确地认识这个群体,肯认他们在整个垃圾分类体制中的贡献。只有有了这个观念的转变,才能更主动地让他们加入到整个社会的垃圾治理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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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驱动下的“丢弃文化”:
垃圾与拾荒者的污名化
新京报:这其实也说明,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一种对拾荒者的污名。你在书中也提到,废品回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民国时期,这是每一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动搜集废品甚至曾被看作是为国家工业做贡献的光荣的象征。那么当前的这种对拾荒者的污名,除了一些客观的因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张劼颖:我觉得这种污名有几个层次。首先是一种基于城乡二元划分所建立起来的污名,这其实也出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污名中。因为这个群体是“打工者”,是城市的“外来者”,是“流动”的,所以往往被视作具有一定的陌生性和危险性。其次就是在消费文化的大环境下,我们被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喜新厌旧”。我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精致、整洁、光鲜亮丽,越来越难以忍受废弃的、不整洁的东西。我最近做的一个有关清洁工人的研究就发现,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清洁工人经常会因为没有及时地清扫垃圾遭到投诉,但是当他们把垃圾转运出楼,乘坐电梯的时候,又会有许多人希望避开他们。我们似乎希望垃圾是不存在我们的视野中的,清理垃圾的人也因此是被我们排除在“正常的生活”之外的。但是就像《捡垃圾的人类学家》这本书当中所述,“如果你很幸运,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清洁工人也背负着污名,但是对于维系整个城市的卫生运转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罗宾·内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新京报: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当下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助长了这种对拾荒者的污名,也影响了我们对垃圾的看法?在这种污名化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帮助拾荒者去污名化的办法?
张劼颖:我个人一直认为,有关垃圾和环保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个人的行为是嵌入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当我们在谈到现代社会的垃圾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有种把结构问题个人化的倾向。我承认消费者是有能动性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但是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做到环保,如果整个社会的产业是鼓励丢弃的,那么我们生活中的废品和垃圾生产的速度一定还是会越来越快的。为了刺激购买,前端的制造商会生产一些包装复杂、不耐用的商品。很多时候普通消费者没有选择,比如手机生产都预设了它一定会快速地更新换代,鼓励甚至是胁迫着消费者不断跟随潮流。如果不频繁更换,很多功能可能就没法用。
美国学者Susan Strasser曾经在《废物与需要:垃圾的社会历史》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垃圾”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范畴。在很久以前的农业社会,废旧物品都会被尽可能地再造和利用,曾经对旧物的改造和再利用的技能是一种家庭必备的技能。而当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越来越高涨的消费文化,开始鼓励“新的就是更好的”。我们看待物品的态度就迥然不同了。加上,我们越来越追求一切都“越方便越好”。卫生观念也发生改变,越来越喜欢即用即弃,也就是一次性的产品。还有,默认了所有东西都有塑料包装物,不然就觉得是不洁净的、不方便的。我们对包装越来越重视甚至是迷恋,习惯买椟还珠。
在这种消费主义驱动下的“丢弃文化”中,我们似乎与垃圾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它们可能就被我们看作是完全无用的,需要赶紧从生活里清除出去的。其实我们对垃圾的偏见、对拾荒者的污名,很大程度上都与这种我们与垃圾形成的关系有关。而我们做的这些研究,恰恰是希望呈现出垃圾的整个生命图景,让大家看到垃圾从哪里来,在被我们丢弃之后去了哪里,它如何参与到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循环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我们正在使用的东西可能就是废品再造的产物。依托这个完整的垃圾生命图景,我们可以在消费文化所推崇的过分光鲜、不断更新换代之外,重新想象我们和物品、和垃圾之间的关系。提供这种图景,帮助公众全面地认识垃圾和拾荒劳动者,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为公众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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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
在于重新认识我们与垃圾的关系
新京报:北京在5月1日刚刚推行了垃圾分类的新政。从去年开始,全国许多城市都开始了垃圾分类新政的试点。在这些垃圾分类的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质疑和抵制的声音。作为一个从事垃圾研究的社会学者,你如何理解民众的这种对垃圾分类的抵制?
张劼颖:民众抵制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原因肯定是它让我们的生活更“不方便”了。而且有一点很关键——这件事并不是完全发生在公共空间中,有时候是一种家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垃圾分类的系统似乎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心”。在我这么多年对垃圾研究的各种走访调研中,很多地方的人都跟我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分好的垃圾,很多也被清洁工混起来了”。可见民众对“垃圾分类能有多大用”这件事的感知是比较弱的。所以有一个真正有效运行的垃圾分类系统,包括能让民众切实地看到这种成效、诚意,都非常关键。
除此之外,配合垃圾分类所进行的环境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环保宣传其实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现在的环保宣传更多都只是在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且喊空洞的口号比较多。好的环保宣传应该能够唤起个人切身的体验,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产生新的认知,从而促进他们真实的行动。而这就需要让大家看到,自己和这件事真实的关联是什么?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为什么呈现垃圾生产和处理的整个图景非常重要。其实不光是学者,很多纪录片的导演也做了很多贡献,比如王久良拍摄的《垃圾围城》等。
王久良纪录片《垃圾围城》。
新京报:你提到的其实也是一个如何有效地传播环保观念的问题。不论是培养公众对垃圾的新的认知,抑或是政策推行的时候让公众充分地被动员起来,都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人文社科学者在其中其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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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废品生活》:
人类学研究应该把握客观性和批判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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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
可以让技术的演进更环保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何燕。题图为电影《垃圾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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