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案的背后，是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争夺战
记者 | 文思敏
编辑 | 陈 锐
两年前，冻卵被提上徐枣枣的人生议程。那年，她正好30岁，经历了一次事业晋升，但还没有成家的打算。出于想保存自己最好状态的卵子的想法，徐枣枣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提出冻卵需求，因未婚身份被拒绝。随后，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权”将医院告上法庭，这是中国第一例与女性冻卵相关的诉讼。
徐枣枣发起了中国首例与女性冻卵权利相关的诉讼。
2019年年底，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旁听了庭审的阿烂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庭审过程中，医院方主要以中国手术技术不成熟以及现有的法条框架抗辩。阿烂是“多元家庭网络”核心志愿者之一，这是一个关注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双方争议的核心在于原国家卫生部（2018年改组为卫健委）在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也即是说，医疗主管部门不允许对未婚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手术，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在徐枣枣看来，这样的规定对女性不公。原因之一在于，男性可以合法冻精而女性却不能合法冻卵。徐枣枣和相关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对精子和卵子的区别对待，涉及性别歧视。
根据同样由原卫生部在2003年发布的《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男性可以出于医疗需求以及用以将来生育而将精子保存在精子库，也就是说男性可以出于“医疗目的”或者“生殖保险”目的选择自精保存，女性却无法基于这些需求实施冻卵，除非提供三证——结婚证、生育证、身份证。
更深一步的探讨则是，该规范是否构成对女性生育权的侵犯？因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然而否认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规范又出自卫健委，后者是具体手术实施方——医院——的主管部门。由于更具体的法律解释的缺失，目前中国仍未有对生育权的普适定义，针对该规定的论争最终指向的其实是更为宏大的命题——中国的单身女性具备生育权吗？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丁潇潇告诉《第一财经》杂志，现行《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具备同等权利，“对于非婚生子女，现行法律其实是不倡导的，但如果已经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的话，法律也是不禁止的，而且权利是跟一般儿童一样的。”丁潇潇说。
但回到女性层面，徐枣枣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她认为总得有女性站出来。“我就是想去推动这个政策的改变，想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到。”她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跳出徐枣枣案，就全国范围而言，针对单身女性的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相关法条其实并非没有法律开口。
2002年，吉林省曾在《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出台过一条政策：“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且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一法条在当时颇为轰动。其推行者、时任吉林省计生委法规处处长姜国民曾在2002年的媒体采访中谈到，该法条出台是由于他们在1994年接到过一个来自大学女教师的电话，询问能否在不结婚的情况下，采取生殖辅助技术生育一个孩子。
把想法传达给参与立法的人员和专家后，时任吉林省法制办行政法规处处长张满良第一个提议应将这种特殊的生育要求写入条例中。经过多轮探讨，该法条终于在当年9月尘埃落定。
由“多元家庭网络”的前身小组发布于2017年的《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现状及法律政策调查报告（第二版）》调查显示，吉林当地有单身女性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案例存在，但是非常少，只有一例或两例，且地方卫计委表示没有案例资料可以提供。
“从2002年到现在，这个法条一直都有，但是实践情况很糟糕”，参与了该调查的法律从业者展滢滢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在公众层面，国内对冻卵这一话题近年来最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可能是源于女星徐静蕾。2015年，徐静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已在美国接受了冻卵手术，并称其为“世上唯一的后悔药”。
自196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便已尝试对哺乳动物做冻卵实验。直到1986年，新加坡妇产科医生Christopher Chen第一次成功实施了人体冻卵，并在《柳叶刀》上发表名为《人类卵母细胞冷冻保存后的妊娠》（Pregnancy after Human Oocyte Cryopreservation），冻卵随后进入医学视野。
在泰国一家名为First Fertility的生殖辅助医疗机构担任主治医生的Patsama Vichinsartvichai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冻卵技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便是1980年代Christopher Chen采用的慢速冷冻技术，指通过用冷冻控温将卵细胞的温度缓慢降低到某一临界点，使其脱水，然后在卵细胞外层诱导出冰晶以防止其受到低温的伤害。但因成功率不高，目前已被大多数机构放弃使用；另一种是采用现行标准的玻璃化冷冻技术，即使用高浓度的抗冻剂使细胞脱水，再放进-196°C的液氮中，让降温的速度快到冰晶来不及形成，帮助卵细胞维持在玻璃状态而不结冰，从而保护卵细胞，这种方法将复苏率提高了30%，目前被大多数机构采用。
Vichinsartvichai同时表示，冻卵手术本质上是一项围绕试管婴儿手术的技术，技术成熟度已有10年，在泰国一直有，亦不存在合法性问题。Vichinsartvichai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拥有欧洲委员会妇产科认证执照。
北京安信优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倁宁则认为，如果简单理解，可以将冻卵手术看作试管婴儿手术的前半部分。试管婴儿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取卵子，但是不一定会冷冻卵子，也有可能选择冷冻胚胎，具体要看受术者的情况。
冻卵和冻胚，是女性在实施生殖辅助技术时的两种不同选择。从成功率上来讲，冻卵的受怀成功率低于冻胚，每个冷冻卵子的妊娠率在5%左右（记者按：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数据为4％至12%），而单个冷冻胚胎的成功率则在50%至60%之间。更低的成功率主要是由于从冷冻卵子到受怀会经历更长的培养过程，且卵子是单细胞，更容易损耗。从储存、成本和成功率来讲，都是冻胚更具优势。“女性顾客选择时，主要会基于伴侣的可获得性、成功率和成本的考量。”Vichinsartvichai说。
他所在的生殖服务中心每年大约会做30到40例冻卵手术，其中约20例来自于中国。正如徐枣枣案所展示的，由于国内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并不合法，有该需求的女性只能通过中介前往美国、泰国、柬埔寨等冻卵合法的国家接受手术。
安信优宝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中介服务。倁宁对《第一财经》杂志透露，除去机票、酒店等额外费用，光就治疗费而言，在美国冻卵的费用约合10万到12万元，泰国的费用约合6万到7万元。除了治疗费，还需向机构支付一定的卵子保管费，每年大约4000元左右。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泰国，其实冻卵服务最贵的步骤是促排。”倁宁说道，“取卵的费用大概就1万元，但是促排针一针就得数千元，而且每个人情况不同，要根据监测到的卵泡成长情况打针，长势不好的受术者需要多打几天针，基本可以在5到8天打完。”
目前，中介的服务模式主要为接到需求后将客户转给当地的地接团队，后者负责去医院的翻译和服务工作。至于市场需求量，安信优宝每年大概会接到60至70个案例，其中试管婴儿服务占据了多数——大约40至50例——其余是单纯的冻卵需求。
不论是徐静蕾和很多女明星、名人选择冻卵，还是徐枣枣的无权选择冻卵，一种广泛存在的关于女性冻卵原因的刻板印象是，女性主要因为考虑职业发展而冻卵。
但一项2018年7月发表于《生殖生物学与内分泌》杂志（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的调查给出了不同的结果。在美国和以色列的150名受访对象中，85%的受访者是因为缺乏伴侣而选择冻卵服务，且全部受访女性均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
职场上，Facebook、苹果都曾在2014年发表声明称支持女性员工冻卵，并提供1万至2万美元不等的医疗报销福利，以及额外的数百美元的冻卵保管费。
此后，硅谷的其他公司，微软、英特尔、Google、Uber和Netflix也加入了报销冻卵费用的阵营。这些政策在被称赞的同时也引发广泛讨论，有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向社会散发的讯息是工作比家庭重要。
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2017年至2018年的生育报告显示，自2014年至2015年以来，冻卵和冻胚的服务案例分别增长了91%和157%。而根据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The 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的数据，2009年美国的冻卵女性人数为475名，2015年则增长到6207名。
医疗社会学家Kylie Baldwin在《冻卵、生殖与生育选择》（Egg Freezing,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Choice）一书中写到了对硅谷公司此项政策的担忧。她认为，这会引发“成为母亲”和职场无法兼容的局面。同时，在男性主导的硅谷技术公司里，支持冻卵会让适龄生育、不选择冻卵的女性感到压力——被认为工作投入度与奉献度不够。
美国生殖服务机构Prelude Fertility创始人Susan Hertzberg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提到她认为最佳的解决办法：对公司来说，同时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选择以及冻卵福利，这样，女性从雇主得到的信息将是工作和家庭生活同等重要。
硅谷以外，中国也有公司宣布将支持女性员工冻卵。2018年7月，携程宣布将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辅助生育福利。政策推出3个月后，便有媒体报道首批享受携程特殊生育福利的女性管理者已赴美冻卵。
不过，这一福利与携程业务策略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就在携程宣布该政策的前一年，2017年4月，携程上线了“美国冻卵游”旅游产品，该服务由携程与美国试管婴儿服务商智特医疗（IVF USA）联手推出，后者于2016年接受了携程的投资。在2018年携程推出公司内部的冻卵福利政策后，智特医疗创始人曾对媒体表示，当年“十一黄金周”，赴美冻卵游的人数较往年增长近400%，其中包括享受公司福利的携程女性管理者。《第一财经》杂志尝试联系携程问询相关事宜，携程方面表示公司政策未有新的进展，以涉及受访者隐私为由拒绝采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龄职场女性是冻卵服务的主要受众，冻胚和冻卵群体也有其他的人群画像。倁宁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客户主要分为四个群体，第一是不孕不育群体，占据了大部分；另一部分是想要二胎的人群，这部分客户因性别需求而选择此类服务；第三部分是失独群体，第四部分是LGBT群体。
国内紧缩的政策，其实更多挤压的是大龄职场女性和LGBT群体的生育空间。而且出国冻卵也并非压力下的完美选择，丁潇潇律师提醒，在境外做冻卵和试管婴儿手术仍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尽管在当地手术具备合法性，但基于女性的中国公民身份，如何将通过冻卵和试管技术生产的婴儿带回国，并获得与普通婴儿同等的权利，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障碍。“这跟单身女性生育要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丁潇潇律师说。
到达最佳生育年限时，徐枣枣不是唯一感到焦虑的人。在现行法律框架和规定下，也不乏随之暗生的灰色产业。而社会范围内，其他的相关黑色产业还包括卖卵、捐卵等等，这也是徐枣枣想推动冻卵议题合规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取卵和冻卵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储存过程。就相当于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那肯定还是想找一个信誉比较好一点的、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最好还是国营的，存续性能好一点。”徐枣枣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
徐枣枣、展滢滢、阿烂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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