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徐志摩、王小波等迷弟天团的他，对幸福的理解和我们不太一样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文 | 张峰 编辑 | 小豆
1922年秋，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国，发表了一篇《徐志摩离婚通告》，一时间震惊全国，造成了近代史头一桩西式离婚事件。
当时徐志摩写下了一段文字：“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而除了追求“灵魂伴侣”，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追求过“灵魂导师”而不得，徐志摩的爱情观、价值观也有不少是追随这位令他远渡重洋，魂牵梦萦的一代大家。
他就是伯特兰·罗素。
中国迷弟一箩筐
徐志摩当年浪漫倜傥，一手好诗引得民国迷妹无数，但要说起追星，徐志摩也算是饭圈排的上号的。他为了见罗素，放弃了读博深造的机会。
1920年，原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硕士的徐志摩，在读了罗素的著作之后，被罗素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毅然放弃读博深造的机会，决定去英国追随罗素。可等他到了英国，罗素正好踏上访华旅程。
徐志摩大失所望，转而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此时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学，迷上了新诗，但依旧在思想上深受罗素影响。
如果徐志摩当年没有错过罗素，或许也不会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而是成为一代哲学大家了。
不过要说“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当属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经还当过毛泽东一段时间顶头上司的他，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这个中文译名就是由他翻译而来。
当年罗素访华，张申府各处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译成中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他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还编了一个“罗素著作目录”，收罗了当时所知的罗素的全部著作。
连罗素都感慨：“他对我的所有作品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得多。”
而在曾写下《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王小波那里，罗素成了他接受的最主要的“西方资源”之一。
王小波吸收了罗素的哲学、数学、逻辑等观点，以自由思想贯彻文学创作，抨击非理性和思想束缚，并且对引用罗素的话着了迷，甚至有人说“王小波离了罗素就很难张口。”
“罗老师”的名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更是在王小波的杂文集里隔一两篇就要出现一次。
实际上，罗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人共同的偶像。罗素的头像上了《新青年》的封面，《新青年》专门用一整期刊发罗素的文章。
当时北大有一次民意测验，让学生们选出国外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罗素名列第三。
于是，罗素来了。
今年，正是罗素访华100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
1920年，罗素在中国
罗素，何许人也？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他哲学、数学、历史学、逻辑学、社会学无所不通，闲暇时写了《婚姻与道德》，顺便拿个诺贝尔文学奖。
20岁出头的时候，小罗就曾立下宏愿，要写两个系列的“大书”：一个涵盖所有的科学领域，另一个涵盖所有的社会领域。
他甚至畅想：一个系列将从抽象出发，逐渐向应用靠拢，另一个系列则从应用出发，逐渐向抽象靠拢，最终交融成一个巨无霸系列。
换句话说，这就是要拿下文理科双料状元的节奏，结果罗素还真的基本都做到了。
不过，罗素的中国行，更像是两个失恋者相互钦慕下的网恋奔现。
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对西方文明倍感失望，中国行之前一个多月的苏俄之旅，也让他对新兴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而中国正是疾贫交迫、百废待兴之时，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当时最有名望的大思想家告诉他们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中国怎么强大的问题。
于是，以梁启超和蔡元培为主要发起人的中方邀请函飘然而至罗素的巴特西公寓，希望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罗素收到邀请后携妻子欣然前往，名曰“寻求新的希望”。
1920年，罗素偕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莱克来华讲学。图为罗素（前排右一）与中国学者的合影。
平心而论，这场“奔现”并非完美。
罗素抵达上海时，接待团搞错了时间，完美错过。而在欢迎晚宴上，罗素的演讲又被申报以关于《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刊登，引起正在激荡的中国知识界不满。之后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和世界政治”的演讲，又引发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总而言之，罗素对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是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加赞赏，在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间的差异里看到了无限可能，曾说“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并在访华后不久就写出了《中国问题》。
在《中国问题》里，罗素分析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及警惕与日本的关系，在日后看来都一一应验；在文化上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国的工业等三个内部条件分析，建议中国一、建立有序的政府；二、独立发展工业；三、发展教育。
当时罗素对中国是乐观的，信心来源于“Young China”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未来。29年后，曾在罗素长沙四次“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上担任记录员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更富有远见的预言在于，罗素在1930年写道：“我不能确定……美国的问题是否比中国的更大，然而，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里，美国会变得更重要，但随后主导作用将转到中国。我认为，这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此外，这趟中国行，罗素顺便推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华学派”身上，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哲学家都曾明确提到了他们同罗素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
1920年，罗素（左二）与张申府等人在北京的合影。
“我为什么而活着”
更多人对罗素的记忆存在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罗素自传》序言“我为什么而活着”。文中提到，他“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但无比强烈的感情，支配着自己的一生。
其实无论是数学也好，哲学也罢，还是生命后20年一直追求的反战活动，罗素都在“寻找幸福”上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罗素发表反战演讲
2020年的今天，和100年前的人们相比，我们的烦恼不降反增。罗素的思想，依然能够跨越时空，带给我们以启发。
“学会接受平静，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是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嗜好和一时的爱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是把不堪正视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
“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和罗素曲高和寡的逻辑哲学、数理哲学相比，他对幸福的见解简单而深邃。
1959年，正值冷战时期，罗素在接受BBC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人类未来有各种可能性，阴暗的可能性和希望的可能性，但最好是先支持阴暗的那一面。
他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将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军事编制化”。在各种科学发现与行政管理和组织的影响下，权威们将获得对人们的意见和思想的十分巨大的控制权力，以致一个人的所思、所望和所惧，都是由权威们来决定。罗素开始怀念起那个他最初生长的旧世界，说那个世界里有更多的空隙、更多的例外，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
罗素幼年失去父母，两次入狱，几次大病死里逃生，遇过车祸和飞机失事，结过四次婚，一起参与调查肯尼迪被刺杀的案子，又组织民间法庭揭露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罪行。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他又主动居间调停、化解争端。
这次，时间没有对天才痛下杀手，留下“英年早逝”的墓志铭。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罗素过得不可谓不精彩。他仿佛各项数据拉满的六边形战士，哲学、数学、文学、反战，几近活跃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各个角落。
也正如他在《我为什么而活着》说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愿意再活一次。”
在过度竞争的今天，愿你我都能有些“无用的乐趣”，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毕竟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幸福的秘诀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
是教育使人愚蠢。
科学是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哲学是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哲学是我们可以胡说八道的一种特殊权力。哲学是有道理的猜想。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放弃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
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
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不要嫉妒那些在蠢人的天堂里享受幸福的人，因为只有蠢人才以为那是幸福。
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
就不是浪费时间。
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
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很多人可以勇敢的死去，但是却没有勇气说他为之而死的原因没有意义，甚至连这样想一想的勇气也没有。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
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
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恐惧是迷信的根源，
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
智慧始于征服恐惧。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
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
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意识到时间并不重要乃是智慧之门。
人的情绪起落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你对事实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动感情。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