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锐《大学十年 —— 一个程序员的历程》值得成功和欲成功的朋友品读（转载）（上）

林 锐《大学十年》

【作者介绍】 linrui

　　林锐，2000年获浙江大学计算机应用博士学位。大学期间两度被评为中国百名跨世纪优秀大学生，199/6年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一等奖。2000年7月加入上海贝尔有限公司，从事软件工程和CMM/CMMI研究与推广工作，出版著作三部，2003年7月当选为Alcatel集团技术委员会会员。2004年创建上海漫索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Email地址：[email protected]


     写此文使我很为难，一是担心读者误以为我轻浮得现在就开始写自传，二是担心朋友们误以为我得了绝症而早早留下遗作。

　　不论是落俗套还是不落俗套地评价，我在大学十年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并且一直以来我对朋友们和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这十年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交织着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散、狂热与怯懦、成功与失败。做对了的事可树立为榜样，做错的事可挂作为警钟。我写下经历与感受，期望以此引导和勉励无数比我年轻的学生们。我资历尚浅，既没有哲学家的深遂，也没有诗人的风华，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讲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节，属牛，是“牛头”。父母为我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林锐”。这暗示着上天对我别有用心，将降大任于我，可是这时候上帝去了一趟厕所。天堂与人间的时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几分钟内，我混混沌沌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为凡人。

　　我小时候生长在浙江黄岩的偏僻山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由于山区师资缺乏，父母经常要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教学。我换读过的小学的数目比我的年龄还大，没有伙伴，也没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货郎担里的小鸡，缩成一团，在高兴或恐惧时至多“啾”“啾”地叫几声。我在读小学与初中的8年里，既不聪明活泼，也不调皮捣蛋，确切地说象块木头，简直是我名字的反义词。在学习上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唉，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都已无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华，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报出答案来。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历史考试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我不敢报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选来选去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想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人管教的一群小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那时候的学生充满了理由。我在班里年龄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休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们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大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

　　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当英语教师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我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桨，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本科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式时，答案往往是零。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报出答案。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本身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可是报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周老师笑笑说：“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２分作为鼓励。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来就是第一名。”这时又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周老师说：“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分。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在西电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分到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一声。”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在都没拿到。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谱，常令我们6个舍友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夜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我们第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歹徒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们读本科和硕士时主要用DOS操作系统，那时期病毒泛滥。马佩军杀病毒不用软件，用手杀。看他杀病毒简直是一种享受：噼里啪啦地敲一阵子汇编命令，然后机器就好了。求救电话太多，他经常无怨无悔地带着那双铁手游荡于西电各个角落，却不知道编写个杀病毒软件来赚钱。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现在他还有了一只“小马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马佩军在西电已经呆了十年，禀承了西电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很土但结实耐用”。我在西电时很土气，离开西电后变得“半土不洋”。马佩军简直就是西电人自己的“兵马俑”，每次看到他或者想起他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根”还在西电。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

　　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人受不了。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学，多日沮丧。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戈尔巴乔夫那小子。最后他为我们点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在读本科时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并且刚正不阿。也许，我俩本来就有相似的秉性，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那样惊喜。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带来两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至极而又羡慕至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

　　“笨笨”答：“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

　　我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名列倒数前茅。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 9.3 ……一开始他觉得我很好玩，后来他就离不开我了。并不是因为我学习好，而是那时候我天真并且充满活力。在三四年级我忙于科研时，他照顾我的生活，叫我“少爷”，既做管家又做兄长。我们不仅共用饭菜票，并且共用仅有的一个碗，总是他买饭菜和洗碗。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他说：“如果考虑年龄因素，你已经比他更能吃苦。你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业，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了。”

　　在我们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成了他心中的灯塔，只要灯不灭，希望就在。现在他为了娶一个日本姑娘，披荆斩棘追到日本，有了新的希望。

　　二十几年来，我就为一个男人哭过，那时他本科毕业离校。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受我的影响，本系三四年级的学生蜂涌至微电子所参加科研。夜里看十二层高的科技大楼，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的那一层就是微电子所。那时，我在微电子所学生中的地位仿佛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下兵将极多。

　　我写第一本书时，有好几个人帮我输入稿子，使我没时间慢腾腾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写小说，有如神来之笔，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写了一段他们马上输入一段，一气呵成。那本科技书写得很滑稽，同学们看得笑出眼泪，编辑看了拍案叫绝，只改了几个字就出版了。

　　那时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为一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写了一篇散文，并送他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学的实验报告写成评书。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鹰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司，他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陕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吃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鸡屁股。”

　　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房，一女生请求帮助。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子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究不透的学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淹没了。朋友堆里夹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一家人。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藕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愿被人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是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小麦在年轻的时候还真和青草长得一个模样，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儿子那样挤进她的怀抱，并期望得到关爱。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师虽然年过六旬，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好悔过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我博士毕业后，这两人也离开了实验室，我替后来的学生们谢天谢地。）

　　CAD&CG实验室在理论研究方面很有名气，但我的兴趣是开发实用的软件，“嫁错人”了。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刚读博士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开发工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的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学校可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写了一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敢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听过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在北大读政治，恐怕早就遭殃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他的项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综合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就请不要把什么鸡毛蒜皮的好东西都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