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如何养女儿
5月18日，电视剧《清平乐》剧终。抛开感情戏不谈，剧里出现了许多观众们熟悉的名字，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包拯……他们在朝堂上争论，在开封的酒楼里喝酒谈天。
这也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曾经在历史和语文教科书里出现的人，不是孤立、零星、单独存在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呼吸过，在当时的都城开封同时活跃过，他们之间有过碰撞。这是罕有的群星璀璨的时刻，天才成群到来。
这批人也有一个整体的画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苦学求得功名，他们有学问，爱诗词，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同时又有崇高理想。他们左右着那个时代的审美，也让那个时代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
从《清平乐》播出开始，宋史学者、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一直在微博上做科普，分析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这些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宋朝的政治史研究，著有《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大宋之变》。
这一次我们和她聊了聊，关于为什么那个时代会有这么多闪闪发光的名字出现，那种时代氛围是如何消亡的，人们对宋朝的误解，以及历史的偶然怎样决定了我们的今天。
文 |林松果
宋朝的女儿
虽不平等，但是女儿是能得到尊重的
赵冬梅 ： 要看家境，就像今天一样，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父母，这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它毕竟是传统时期，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你家境足够好，理想的状况就是你在很优越的生活里长大，但是同时要学习做女红，你可以读书，但更重要的是学做家务，所有教育的准备都是为了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
每日人物 ：就是说读书在这个价值体系里面并不重要？
赵冬梅 ：女性会读书，但是女性不认为读书是她自己该做的事情。有一个我很尊敬的美国宋史前辈，她比较了唐和宋的墓志，她也研究女性墓志，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名臣的母亲，这个女孩子应该说很有文采，很早就展现出博闻强识的天赋。李清照找到她，说让她跟着自己学习，但她拒绝了，她认为这个不是女孩子该干的事情，因为不管你再怎么读书、写文章、写词，不管你多有名气，你不可能到社会上去做事情，你最终还是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每日人物 ：她们一生承担的还是家庭角色，而不是社会角色。
赵冬梅 ：其实就算你有幸出身在好人家，有幸嫁了很好的丈夫，丈夫娶妾你还是要容忍。只不过你跟丈夫是“平等”的，因为你有娘家的支持，而妾是你们两个的奴仆。《清平乐》里值得表扬的是，他们知道公主叫自己的亲妈“姐姐”，历史上确实就是这样的，妾没有当母亲的资格。所以不管穿越小说怎么写，女性最好不要穿越。我觉得在宋朝做女性，最好的运气，是程颢的女儿。
程颢程颐都是北宋的大理学家，并称“二程”。程颢的女儿很年轻就死了，二十多岁，没有出嫁，是她的叔叔程颐给她写的墓志铭。墓志铭就记载，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喜欢读书，他们没有教她，但她听兄弟们的，自己就记住了。她热爱这些，她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们家讨论的问题应该是非常高级的问题，她能够参与到这种讨论里。
可能到她十几岁就开始说找对象的问题，一直没找着，她叔父解释这件事时说，因为没人配得上她，既然没人配得上，那就不着急嫁，这个思想多先进、多了不起啊，所以她是没出嫁。但这个女儿在家里地位是非常高的，她临死的时候，子侄辈都被叫来了。她叔父就问她，你最后还想要点什么，她说，你跟我谈谈哲学吧，她叔父就跟她谈了。这就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可死”。
我做节目的时候偶然翻到了这个，当时都惊呆了，这样一个人非常了不起。宋朝的女性虽然不是平等的，但是女儿是能得到尊重的，程家的女儿就放在这儿。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越发达，越富裕，你就能看到宋朝的好
赵冬梅：从我们近代以来，宋朝就是不太受待见的。比如说积贫积弱、冗官冗费，还有财政困难的问题。其实宋朝士大夫特别善于批评本朝，批评皇帝，批评目前的状况，他们会把当下的状况糟糕程度说得很可怕。这些本朝人的反省，在近代以后就会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宋朝人是很弱的。
另外1840年之后的一百年，我们都在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有这样一种不服气的民族心态。当你去回顾历史，就会找到宋朝，宋和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割地，但是有赔款。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把宋朝抓出来，做一个负面评价。更何况宋朝的改革失败了，这也是对改革失败的哀歌。
每日人物：但之后宋朝在大众话语里的印象又改变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
赵冬梅：学术界的翻转应该是在90年代就差不多了，但是学术界和社会之间还是有很大时差。民间的翻转，或者年轻一辈的翻转，应该起码有十年了。我觉得标志就是宋粉的出现，开始有人写宋朝的穿越小说了，大概十年前我的研究生给我推荐过。我的理解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读书，不仅仅是依靠课本，而是自己在阅读，不仅仅阅读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东西。国外对宋朝的印象其实就比我们好。
而且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什么？从你们睁开眼睛，这个国家就不穷了，就很富裕，你们没有那个包袱，对贫弱没有切肤之痛，都长了一张没有受过欺负的脸，没有那种扭曲的心理。这需要巨大的富裕的积累、文明的积累才会有啊。
你们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就不会去关注这个国家是不是扩张型的，你会更关注文明和文化的部分。社会越发达，越富裕，你就越能看到宋朝的好。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代，但是是一个可以和邻国平等相处的时代，一个相对自由、文明程度很高，文化人大行其是的时代。爱宋朝是因为我们今天进步了。
每日人物：人们常常提到宋朝的审美是很高级的。
赵冬梅：确切地说，我觉得那种高雅的、文人的、士大夫的审美，在宋朝就是达到了巅峰。它有很多的好东西，在我们本土其实是已经消失了。比如宋朝的制茶，茶具，就是以黑为美，那个天目盏非常非常美，它在日本有保留，在国内这些年也重新恢复了。我觉得宋朝和唐朝追求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唐是富贵的，雄张的，宋不追求那个，他们追求什么？我觉得是典雅，以典雅为高贵，以朴素为高贵。
之前我提到的那位美国宋史前辈，她比较了唐和宋的墓志，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唐朝人会夸耀说我出身高贵，我们家很有钱，他们强调这个。但宋朝人会写，我们家曾经是穷的，但是在贫穷的时候坚持了学习，通过科举上来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宋朝这是一个可以夸耀的身份，这很有意思。
每日人物：如果可以把出身贫寒写到自己的墓志上，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体现，人们那时候是很自信的，出身不会左右他的人生。
赵冬梅：我觉得宋朝和之前有个很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往前一点说，魏晋的时候是家族决定个人，但从宋朝开始，科举考试让个人决定家族。你们家孩子能读书，这个家庭就能上去。反之，哪怕你做了宰相，如果两三代你们家还没人能出来，那就败落了。
就是这样一批人，一批靠苦学上来的人，有学问、靠读书上来的人，爱好诗词，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同时又有崇高理想的人，他们左右着那个时代的审美，所以那个时代整个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而后来这样的人就没了。
天才为何成群到来
宋朝始终都给才华、给能力留了相当大的空间
赵冬梅：我想并不多吧，天才这样大片出现，先秦算一个，但可能没这么密。魏晋大概也可以算。但是就密度而言，还真就是北宋这一段，仁宗朝一直到哲宗朝，甚至一直到北宋末年。
我觉得最美的人格典范苏东坡，最有性格的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的对立面，性格稍微差一点的、不够漂亮、不够潇洒的司马光，还有欧阳修、包拯、韩琦……宋朝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不被重视，大家的印象是这些人是零星出现的。但实际上，这些人，还有唐宋八大家里的几个，还有科学史上会提到的沈括，他们真的是曾经呼吸着同一片天空底下的空气，都在开封活跃过，都有过碰撞，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之少的群星璀璨的时刻。
▲ 语文课本上的文人名篇在剧中组团出现。图 / 电视剧《清平乐》
每日人物：其实这些人很多都出身贫寒之家，通过科举求得功名。我特别好奇的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在宋朝通过自己的努力，最高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赵冬梅：可以做到宰相。像范仲淹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最后成了国家的副宰相。宋朝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叫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真宗也做过一个劝学歌，说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说你好好读书吧，里面什么都有。当然这个是拿富贵来诱惑人的，但我们从实践上来看，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开始，科举的门就开得比较大了。唐代的录取规模也就一年七十个，到了宋代一年录取360个。
每日人物：唐朝已经很为自己的科举制度自豪了，一年录取七十多个，唐太宗已经在说“天下英雄入彀中”。宋朝这么大规模扩招，包括制定了更严谨和公平的制度，比如会去誊写考生的卷子防止作弊，这个动力是什么？
赵冬梅：如果非常具体地讲，第一个打开大门的人是有私心的。宋太宗上位后需要提拔自己的人，也就是这些读书人。宋从晚唐五代过来，对武装力量其实有巨大的警惕，所以倾向于提拔读书人，相对安全一点。从更长时段来讲，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门阀政治，但那些家族经过唐代的不断洗涤和冲刷，到黄巢大起义之后，这些家族已经被打击得差不多了，周边没有那么大的支撑力量，他们也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它开放其实很正常。我们假定宋太宗打开大门时，私心占了重要的地位，但他慢慢看到这些好处，这其实是会被鼓励的。
每日人物：那宋代一个普通人要参加科举，付出的成本高吗？
赵冬梅：我感觉比我们今天高。我们今天求学的时代短，基本就是父母工作，供养孩子读书。但是科举时代不是这样，一旦你决定以科举为业，就要不断考，直到考中为止。你就基本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了，只能求学，放弃治生。而且宋朝的制度也是鼓励终身应考的，如果你考了很多次都没中，他就会给你一个恩科，你还是可以当官。
每日人物：怎么理解这个“治生”？
赵冬梅：其实就是营生，泛指做农业生产或者做生意来养活自己。所以科举往往是一个家族产业，家族互相配合，有的孩子读书好就去读书、准备科举，不要管治生的事情。另一个孩子读书不灵，就去管家，打理生意。读书的考中了，治生的孩子也会得到好处的，这是互相鼓励的一个整体。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单位来进行平衡，这可能也是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民国还能看到，钱穆、钱钟书他们家也是这样。
每日人物：但是这种制度经历几代，会不会也有阶层固化的问题？
赵冬梅：任何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阶层固化，上去更难了，但科举这条路从头到尾都是最重要的路。《清平乐》里的仁宗朝，到大概1038年，司马光考中的这一年，宋朝已经建国80年了，这时候通过科举考试升上去变得很难，但名列前茅的人，依然很容易升上去，升得快。但排名靠后的就不行，这时候家族的地位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往上升会需要推介。比如司马光，他父亲就是高官，就拉扯着司马光往上。
但即便如此，到了这时候，王安石还是出来了，他家庭背景不如司马光，父亲早死，基本还是靠自己。司马光考中那一年还出了一件事，开封府放榜，好多宰相家的儿子都在榜上，大家就不干了，闹，宋仁宗受理了这件事，只让宰相家的退了。
所以我觉得宋朝始终都给才华、给能力留了相当大的空间。阶层固化是有的，代际的积累是不可避免的，但始终存在着空间，至少在这个时候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你还依赖考试制度的话，它是不是公平、公正，你的选官制度能不能做到透明，如果能做到，那就是可以接受。
君臣如何共治
在这样一个宽容的时代，人才可以有心胸
赵冬梅：我觉得接近，至少是得其意，展现了一个正常的朝廷，这点很了不起。它展现了一个作为政府的朝堂，怎么去负有管理社会的责任、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谋求政权长治久安的责任。它要处理事情，要应对水旱灾害，而不只是天天在那儿宫斗。
每日人物：你在之前有一次讲座里提到过宋代之所以伟大，除了科举制度外，还有一个密切相关的制度就是士大夫政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士大夫政治”？
赵冬梅：什么叫士大夫，我觉得英文那个词比中文好懂，就是offical-scholar，学者官僚。士大夫是学者、官僚二位一体的。那些通过科举来做官的那些官员就是士大夫，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主流。
这个士大夫政治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有温和宽容的政治风气。不是说所有的官员都是好的。其实任何时代，那种特别好的、好到可以做一个样板、好到贴在墙上就是一幅画儿的那种人，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但这种正的东西被整个社会视为一种榜样，一种学习目标，整个风气觉得这样是对的，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宋朝整体来讲，有一大批有理想有操守的官员。
另外就是有一个自我调整、自我纠偏的政治机制。这个政治机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有谏官、有言官，负责行政监察的官、负责挑毛病的官。制度上有这个东西，政治风气上又支持它发挥作用，同时在这个政治体中还有一些能够坚持理想的人，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就能让这个政治机体很好地运转起来。
每日人物：这种宽容温和的政治风气，这样的官员，我们现在回顾时有什么比较著名的例子吗？
赵冬梅：比如说欧阳修，他在一段时间内其实是北宋文坛的大宗师，是文坛盟主。他提拔过三个人，这三个人后来都做了宰相，但是这三个人，一个是猛烈抨击过欧阳修的司马光，还有一个就是和他在哲学上观点不一致的王安石，还有一个是吕公著，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是年轻时打击过欧阳修的人。但欧阳修就觉得这三个人能力行，就会推荐他们。在这样一个宽容的时代，人才可以有心胸。其实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在一个单位，如果空气特别紧张的话，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出现。
不只是欧阳修，还有范仲淹也好，寇准、毕士安也好，你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这种高尚，没有私心，他们跟我们以前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争权夺利的政治家都不一样，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的，了不起。你学历史，当你靠得特别近的时候，还觉得他们是高尚的人，这时候作为一个学者很幸福的。
每日人物：如果把仁宗朝放在时间长河里看，它在北宋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赵冬梅：黄金时代，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仁宗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他受过良好的作为皇帝的教育，他是内化了的，他尊重原则，尊重制度，他能够听进不同的意见。但他的温和是双刃的，有些地方也造成了一些损失。可是总体上讲，他还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他能找到优秀的政治家，并且依靠他们。仁宗朝的政治，北宋前中期的政治，可能是帝制时代的最好成绩。
每日人物：你做宋史研究多年，作为一个学者去跟这样一个朝代、这些杰出的头脑打交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赵冬梅：会有幸福感。应当说我这些年的工作，就是按照代际、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呈现宋朝的政治史。在前面我做了第一代的寇准，第二代的范仲淹，第三代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第四代的苏轼。我觉得做寇准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包括到后面的欧阳修、司马光。尊民的理念他们是有的，可能达不到平等，但你起码要尊重老百姓。一个个了解下来你会觉得很幸福。但是写到最近这本《大宋之变》，就是忍不住叹气。我觉得我还好，我不是很脆弱的人，我不会流眼泪，但我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心里头是有一滴眼泪在的，就是很无奈。
每日人物：这种无奈具体来说是什么？
赵冬梅：就是那些好的东西，比如宽容政治、纠错机制，这些东西还没等到宋朝结束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我写《大宋之变》就是写这些东西消亡的过程。像王安石，他本身就是一个宽容政治的受益者，但是等他上台之后，为了很快推行他的改革，他整个施政方针就变了。之前要讨论，大家商量着来，现在就变成确定一个方针路线，跟这个不一致就请你走人，那种自由多元就开始收紧，开始有对异己的打击。
他也把原来对皇帝的软约束全都打破了，那些原则都不要了，所以他干的是一件釜底抽薪、彻底改变了宋朝政治的事情。
每日人物：包括后面司马光上台也没有挽救最后的局势。
赵冬梅：对啊，后边就不可能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士大夫集团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恶性分裂。恶性分裂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我没有用党争，党争有点简单化了，我觉得就是恶性分裂，一个恶性分裂的士大夫集团，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败坏。所以我说《大宋之变》写到最后就是一声叹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然后最后的结果就真的就是这条路。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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