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焱：吴三桂的六个选择
作者｜龚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来源｜中欧创业营（CEIBS_CELC）
近日来，纷扰一时的知名上市公司财报造假案激起千层浪，再度引发集体思考：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创新和行骗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者往往就是一线之隔，很难判断。
这种困扰也很好理解：创业本身就是一段非常孤独、煎熬、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创业者像游走在钢丝上，对彼岸抱有美好愿景，但这样的愿景在刚出发时，往往显得虚幻而疯狂。
正如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在《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书中提到：
“在这个孤独的旅程里，如果你不是特别偏执的或者格格不入的人，往往最后你会很难生存下来，很难走完这个旅程。”
创业公司到底是在创新还是在行骗，很难用一套表格或量化标准来评判。归根结底，唯一能作为判断依据的是其使命和价值观。尽管这听起来非常虚，也很难量化，但这或许是唯一能够展开判断的支点。
创业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创始人期待、憧憬和奋斗的终点到底是什么？使命和价值观应该是最终能对上述问题予以微妙区分的一杆标尺，决定了创业的最终走向。
再完美的创业方法论和创业技巧，也无法代替使命和价值观的顶层牵引，无法代替对创业初心的坚守。
疫情期间时间特别充裕，我重温了两套很喜欢的书。
一套是美剧《权力的游戏》的英文原著《冰与火之歌》，读这套书，你会发现技术指数级发展，但人性从未改变，很多历史场景和博弈都能够投射到当今现实。
另一本是李治亭先生的《吴三桂全传》。这是一本偏学术性的著作，从考证吴三桂的原生家庭开始，一直写到他的人生谢幕。我常将此书推荐给身边的创业者。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正是吴三桂的六个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吴三桂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他的一生中，历史给过他六次抉择的机会。历史在他面前摆过六道选择题，每一次他选A或者选B都会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纵观中国大历史，很难找到第二个人拥有如此多的重大抉择机会。
1673年，吴三桂镇守云贵边陲，年轻的康熙皇帝决定撤藩。面对即将失去的权力与地盘，吴三桂千回百转：接受撤藩放弃手中权力，还是起兵造反？
他的大儿子吴应熊作为人质常驻北京，起兵造反就意味着放弃儿子；
而接受撤藩就意味着彻底失去权力，人生回到起点。
他当时非常纠结，最终还是做出了人生重大抉择：举兵反清！
“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吴三桂当时已经62岁，那个年代的62岁是高龄和今天82岁差不多。他最终决定起兵，历经5年北伐，67岁郁郁病死军中。
下面，我们来回顾他一生面临的六道重大选择题。
01
第一个选择–应召勤王，徘徊关上
1644年3月初，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大明王朝飘摇欲坠。彼时吴三桂的部队扼守边关要塞宁远，远在北京的崇祯帝对是否调其入关犹豫不决：
调，意味着放弃大明关外孤城宁远，清军与山海关之间再无屏障；不调，则大明危机无人能解。
三月初六，崇祯最终决断，下诏放弃宁远，征吴三桂等入京勤王。这是吴三桂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崇祯的手诏有二：
第一，赐封吴三桂“平西伯”。对时年仅33岁的吴而言，方面军司令员加封“平西伯”，无疑是极高荣誉；
第二，令吴三桂率关宁地区精锐野战军入关，进京“勤王”。
吴三桂如何抉择？
A：接受命令，进京勤王。 但吴三桂很清楚，北京局势危在旦夕，尽管他拥有一支精锐野战军，但当时李自成势头更盛，去北京大概率会被李团灭。
B：拒不受命，留守关宁。 但他的父亲吴襄及他一家几十口人，特别是爱妾陈圆圆都在北京，本质上也是人质。
C：倒向关外清军。关外满清政权从两年前（1642年）就开始不断接触吴三桂，皇太极亲自致信劝降，许以极高职位和待遇。吴三桂亲舅舅祖大寿降清后也给他写劝降信，动之以情诱之以利。
面对这道人生选择题，怎么选？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吴三桂做出第一个选择：接旨，入京“勤王”。
尽管接旨，吴三桂却并未如崇祯期望般全力以赴。如果全力以赴接受这个任务，应该把部队分成两部分，吴亲率精锐骑兵奔赴北京，后续部队掩护边民撤离（否则边民将面临清军剿杀）。
而实际上，他的行动“慎之又慎”：接到崇祯手诏，立刻部署撤离宁远。3月10日，率全军及50万边民从宁远回撤山海关，“三桂自率精兵殿后“。安置边民后，才带着部队继续向北京方向机动。
从宁远到山海关200里，吴三桂率兵民行路5天，平均每天不超过40里，3月16日才入关。此时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而吴三桂仍向兵部请示“安歇家口五日”。
这样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吴三桂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激烈的内心思想斗争：不得不受令“勤王”，但同时缓慢行军，保存实力观望局势。从山海关到北京300公里，如全力奔袭，骑兵三天可抵北京，而他率军匀速行军，3月20日才抵丰润（今河北唐山附近），离北京还有一半路程，并在此遭遇李自成部将唐通的部队。
得知农民军已于3月19日攻破北京，崇祯在煤山自杀，吴三桂挥师击败唐通部队，随后帅军全速退回山海关。
在山海关，他迎来人生第二个重大抉择。
02
第二个选择 –接受劝降，封官进爵
在山海关，吴三桂迎来李自成派来的多批劝降特使，后者带来优厚的劝降条件以及其父吴襄的亲笔劝降信。
李自成允诺封官晋爵，吴襄也劝三桂接受投降。吴三桂人生第二道选择题。
A ：接受李自成劝降，归顺农民军政权；B ：高举大明旗帜，为崇祯复仇；C ：自己创业，建立新政权；D ：接洽清军，倒向满清政权。
他做出第二个选择：接受李自成劝降，投降农民军政权。
做出抉择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李自成派来的将领唐通把守，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农民军的一部分。四月初，他带着部队再次出发前往北京去觐见李自成，未抵北京，他又迎来人生第三个重大抉择。
03
第三个选择 –“冲冠一怒为红颜”
四月初四，吴三桂行军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他向吴三桂哭诉北京吴家的重大变故：
第一，吴襄被抓。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将其关押，拷掠搜刮资产；第二，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也被抢走了。
这是吴三桂面临的的第三次选择：虽然降了李自成，但他的家庭遭到严重冲击，他该如何处之？同样，选A或选B都将改变历史走向。最终，他“冲冠一怒为红颜“，与农民军彻底决裂。当然，陈圆圆只是一个托辞，背后的背后还是利益的较量。
“我父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
意思是父亲你本是明朝高级将领，却毫无气节投降农民军，我们父子从此恩断义绝相忘于江湖。
三桂降而复叛，李自成悔恨交加，心情非常复杂。他担心吴三桂与清军势力合流，不顾众人反对决定亲自披挂上阵围剿吴三桂。四月十三日，他带领农民军精锐，一路杀向山海关。农民军士气旺盛，而山海关孤悬海外，仅有五万余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
敌强我弱局势下，吴三桂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他派遣六名特使，在三河（今河北三河）接触李自成，再次传递投降信息。
第二，火速派遣另外两名特使，四月十五日在翁后（今辽宁北镇）与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大军接洽。当时他给多尔衮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不称要投降，而称要给崇祯复仇，向清军“借兵”。
基于吴三桂此前的反水，李自成对他再次投降半信半疑。然而，他的犹豫对后来的战况产生致命影响：对吴三桂仍抱有一线希望，使得李自成放慢行军速度，路上损失了至少两天时间。如果李自成大军当时全速奔袭山海关，历史或许就会被改写。
北京到山海关300公里路程，李自成大军从北京出发行军九天，平均每天60余里左右，4月21日才抵达山海关，此时吴三桂已做好战斗准备。李自成自知受骗，但杀了五个特使也无济于事（另外一名特使中箭逃走），双方直接开战。
4月21日全天战斗异常惨烈，农民军付出巨大代价，守方的吴军战斗力也消耗殆尽。为什么说李自成损失的两天时间非常关键？如果没有损失那两天，李自成或许在到达的第二日就已拿下山海关，历史或就此改写。
另一边，多尔衮对吴三桂抛出的橄榄枝也不太相信，觉得这很可能是个圈套：这就相当于两方原本一直是血海深仇的对手，一方却突然收到另一方提出并购的邀请。
多尔衮一方面猜疑很深，另一方面也不想放过这个巨大机会。他需要判断吴三桂“借兵”请求是真的，还是吴三桂李自成在合谋算计清军，此情此景非常微妙。
4月20日中午再次接洽吴方特使郭云龙后，多尔衮下定决心，命大军向山海关急行军，一昼夜奔驰两百里。4月21日黄昏，吴李大战一整天后，多尔衮大军到达山海关外十五里处驻营，作壁上观。
1644年4月21日晚，这无疑是吴三桂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
上半夜，吴三桂前后派了八批特使去清军大营请兵，史书记载“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凡八次”。多尔衮不为所动。
下半夜，多尔衮才下令清军继续向山海关前进，黎明时推进到距离山海关四五里的欢喜岭。此时农民军已经开始总攻前最后准备，但清军还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4月22日清晨，多尔衮特使范文程在山海关面见吴三桂，提出：为建立互信，吴三桂必须亲自去清军大营面见多尔衮“借兵”，同时举行投降仪式。
第四个人生选择呼之欲出。
04
第四个选择 –投降清军，逆袭农民军
1644年4月22日清晨，吴三桂大军命悬一线：山海关以西是李自成，再战一天吴三桂部队就会被碾压；
山海关以东是多尔衮大军，坐山观虎斗，多尔衮提出的条件不是合作而是并购。吴三桂“借兵”就意味着彻底投降清军。
换句话说，吴三桂一直期望从多尔衮那里拿到过桥贷款以度过难关，承诺偿付高额利息，同时期望保持团队经营所有权；而多尔衮注资条件是控股吴三桂集团，转移经营所有权。
“我并非懦怯，使我再得万名骑兵，何惧于贼！今为兵少，故向您乞师，盟誓剃发无恨！”
剃发仪式后，多疑的多尔衮终于相信吴三桂，决定All in这场豪赌。但多尔衮还是非常谨慎，当天早晨吴李大军开战后，清军才始从欢喜岭移营进入山海关关城，以逸待劳蓄势待发。
吴李双方恶战至中午，在吴三桂部队快要崩盘时，清军在沙尘暴掩护下从山海关飞驰而出，锐不可当。李自成大军完全没有意料到从山海关里杀出来清军，当时大家对满清骑兵素有畏惧，立时溃不成军。
接下来，吴三桂一直追着李自成从山海关打到北京，从北京打到西北，再从西北打到华中，一年后（1645年四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战死，农民起义军彻底失败。
从1644年到1659年，吴三桂南征北战15年，为清朝打下半壁江山。1659年，他开始镇守云南，总领云南贵州两省军政大权。
做了14年云贵王后，他迎来人生的第五次抉择。
05
第五个选择 – 62岁起兵反清
雄踞一方的吴三桂崇奢纵欲，与顺治皇帝关系也非常好，直至康熙掌权，形势突变。
1667年，康熙亲政，两年后拿下权臣鳌拜，执掌大权。年轻气盛的康熙上台后，首推的政治动作就是撤藩。当时“三藩”对大清的财政压力太大，全国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花在这三块地方。
1673年，“三藩”中的尚可喜率先上书告老还乡，康熙皇帝马上批准。
尚可喜的上书给另外两藩出了一道难题:已有一人做出了姿态，其他两人该怎么办？
当时吴三桂有一个重要谋士刘玄初谏言，千万不要上疏表态，先让朝廷表态。然而位高权重的吴三桂非常自负，自认上疏能消解朝廷对他的怀疑，只要表了态，朝廷难道还真能让我撤藩？
但事与愿违，他自请撤藩的奏疏马上得到康熙批准，这就给他出了第五道选择题。撤藩令下到云南，同样也深深撞击着吴三桂集团中每一个人的心。
A：接受撤藩，丧失所有权力，在云南这么多年辛苦打下的基业都将付诸东流，权力人生回到起点；
B：抗拒撤藩，落得个叛逆罪名，同时意味着放弃作为人质留在北京的大儿子吴应熊。
吴三桂做出了第五个抉择：举兵叛清。
吴应熊这边，一方面他是人质，行动不完全自由，另一方面朝廷对他待遇优厚（他也是康熙的姑父）。
为保全吴家血脉，吴三桂在举兵前，曾派心腹偷偷潜入北京，密报吴应熊云南情况，催促吴带着儿子赶紧溜回云南。
吴应熊的志趣和想法正好与父亲相反，他想“终守臣洁，保全禄位”，反对父亲起兵。自知此事已无挽回余地，但他又舍不得禄位，放不下存量。特使在北京劝了很多天，吴应熊每天睡不着觉，白天密谈晚上暗自哭泣，最终还是决定不回云南，而让特使把他的一个儿子吴世璠偷偷带回云南。
吴世璠安全抵达云南后，吴三桂决定起兵。这之前做了很多特别有仪式感的事：
第一件事，重修南明永历皇帝的陵墓。南明的末代皇帝永历是吴三桂绞杀的，但为了让反清名正言顺，他主持重整陵墓，并率全军将士祭灵。在永历帝陵墓，吴三桂老泪纵横，全军哭声震天，大军蓄发易服，换回明朝装束，彻底与满清政权决裂。很明显，这是在为出兵找到合理性。
第二件事，是做军事上的动员。拜祭陵墓后第二天，所有军队在云南演武场集合，吴三桂全副武装，十八般兵器亲自演练了一遍，虽说吴三桂已然62岁高龄，但的确是战神级的人物。
完成政治动员与军事动员后，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满清政权发起战略进攻。
06
第六个选择 –贻误战机，存量有毒
吴三桂起兵初期势头很猛。一方面，吴在当时是战神级人物，另一方面清军入关30年战斗力已经腐化，吴军迅猛攻势吓得清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两个月的时间，吴从云南打到长江以南，一路势如破竹。
这时候吴三桂面临第六个选择。
A：强渡长江直攻北京，当时清军在长江以北没有做好战略防御，同时人心不稳，满清政权有很大概率被推翻或者赶走。B：按兵不动，谋求谈判。
这一次，吴三桂最终选择了在长江以南按兵不动，停了三个月跟清军谈判，原因还是忧心长子吴应熊。
吴三桂在起兵时，已经考虑到他的儿子吴应熊安危，或许心存侥幸，觉得康熙只会以吴应熊为人质，作为要挟筹码。迅速攻到长江后，他觉得自己有资本跟康熙谈判，于是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划江而治。第二，把他儿子放回来。
然而，康熙却直接把吴应熊父子处死了。吴三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喝酒，不禁脸色大变手发抖，泪水涌出眼眶，悲怆道：
“今日真是骑虎难下啊！”
吴三桂停在长江以南的三个月，再次改变了历史走向，清军完成了长江以北的战略布防，吴三桂军队从战略进攻态势进入了战略相持。五年后吴三桂郁郁死于军中，起兵失败。
07
结语–没有原则的人或企业，势必走不远
今天如果我们合上书，自己设身处地去替吴三桂做判断，会发现其实这六个选择没有一个是容易的。每个选择不仅是巨大的利益选择，更是巨大的人心挑战，甚至生与死的挑战。
吴三桂每个抉择都有ABC多个选项，每一个抉择对他个人，他的家族，乃至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极为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纵观他的选择，他每一个选择在三五年的时间窗口内，都是理性利己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似乎没有问题。但六个选择合在一起，放在一个三十年的时空坐标轴来看，却导致一代战神不可逆的失败落幕，家族被灭，国家陷入大规模内战。
他的选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回到我们最初说的价值观问题，吴三桂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做出选择的唯一逻辑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从短期看这没有问题，但叠加起来，最后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对个人、对家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灾难性的。
总结一句：吴三桂的问题出在没有原则，他没有一个底层硬核的价值观，这使得选择时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最后我想回到文初的那个思考，对于创业者来说，不管所谓的商业模式或产品迭代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原则。如果没有原则，路不会走的太远。即使技术层面做的非常好，但企业如果没有原则的牵引、没有价值观的牵引，最后势必是走不远的。
创业公司到底是在创新还是在行骗，很难用一套表格或量化标准来评判。归根结底，唯一能作为判断依据的是其使命和价值观。尽管这听起来非常虚，也很难量化，但这或许是唯一能够展开判断的支点。
创业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创始人期待、憧憬和奋斗的终点到底是什么？使命和价值观应该是最终能对上述问题予以微妙区分的一杆标尺，决定了创业的最终走向。再完美的创业方法论和创业技巧，也无法代替使命和价值观的顶层牵引，无法代替对创业初心的坚守。
希望今天的这个历史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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