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文化下的生态尴尬---《我不是潘金莲》观后

   中国人看见西方的办法没有一个作主的人,是很惊怪了,还有看见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这也是顶惊怪的-----这是梁漱溟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言论。

    李雪莲本是一介草民，本来注定平平淡淡，折腾不起什么浪花的，但就是这个小人物，想通过假离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还能分得一间房，全家搬县城里住，结果上了前夫秦玉河的当，离婚弄假成真，这个当上的冤，鸡飞蛋打，孩子没了，老公没了，一万个不甘心，李雪莲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年人，在法律上叫完全行为责任人，自由选择，风险自担，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能认栽服输。但是李雪莲就是不认这个理，后面的告状上访，把各级官员害的团团转，似乎并不让人那么痛恨，也不显得那么逻辑混乱，也不显得多么偏执，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让生二胎，二是分房，都有着浓浓的体制的影子，既然生孩子，分房子，国家都做了主，那么被骗上当，也好像得得有人替自己做主，在法律的范畴内，李雪莲的问题其实早有定论，但是她就是要求一个说法，一个公道，她的上访，拦车告状，充满了秦香莲式的千里迢迢上京，，最终寻得包青天支持公道，为她这个良家妇女正名的幻想。忘了谁说的，封建领主制度是迄今最幸福的制度，我依附你，你保护我，我以放弃个人意志（至少是部分的），放弃个人格的完整性，服从一个“大他者”制定的规则，那么作为交换，就得有人为我负起最高的责任，李雪莲就是是卡在对这个差序格局里的逻辑幻想里。

       再者，在一个差序文化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决不是不可再分割的、具有本元意义上的最小单位。相反,个人仅仅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些关系来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境(即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位置、角色以及存在的意义。你可以看到从王正义，郑众，马文彬等一干体制内人士，对上点头哈腰，逆来顺受，对下颐指气使，吆五喝六，角色变化随意转换，观众也不觉得违和，至少在官场这个体系内，他们完全是去个人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李雪莲，在差序格局里，为保住自己自己的位置而奋斗。李雪莲个人需要这个系统保住的自己是的秦玉河正当老婆，还有良家妇女而不是潘金莲的身份定位，在官场这个差序格局的极致体系中，各级官员，个人命运几乎没有个人负责的可能性，上一级震怒之下，就可以丢掉乌纱帽，首长的拍案而起，为民做主，下层官吏就丢了乌纱帽掉了一地，官吏们对这个差序格局的依附，让他们的苟且，与一介草民李雪莲的破釜沉舟相比，更显出某种合理的荒谬或者是叫荒谬的合理。

    差序格局下的，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是排斥的，法律这个有着权利义务公民色彩的东西，是被李雪莲忽略掉的，李雪莲自然也不会有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高度，到最后，因为秦玉河死了，再也说不清楚了，告状的树根再也不存在，再也说不清楚了，她几乎幻灭，但是，果园老板，这个去掉官方身份，与她一样一介草民，让她换一棵树上吊，，以打击对手经营，不耽误工夫的时候，她反而觉醒，回归自己的生活，离开了乡土社会，不再执着于关系和身份的认定，走到城市中，大隐隐于市了。另外，不告状的李雪莲与回归平民身份的史县长在餐馆的重逢，分，不是在某种秩序下一个身份的时候，他们都回到了一个人本身，推心置腹起来。那一刻，让我感动。

          个体的信仰及救赎就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一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弗洛姆。而差序格局中的高层有着“当官要为民做主”的情怀里，其实仍然是无视现代社会人格完整性的一厢情愿，与李雪莲的要求做主，有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许这才是树根与树叶的关系，这根本不是给群众上普法教育课能解决的问题，也许，冯氏的这部轻喜剧，是存心要给刺痛这个社会的某根神经。

      自由是独立,不依附,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