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有感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当中有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读过他的《动物农庄》，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

     在世界的各处，都曾发生过奥威尔担心的事实:比如古代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奥维德因为写了《爱的艺术》被奥古斯都驱逐出罗马、希腊普罗泰戈拉书籍遭禁。但1984年到来，美国人庆幸的发现奥威尔的预言并没有成真，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赫胥黎的警告。

 赫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但是波兹曼认为，麦克卢汉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第一部分中对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进行了详细描述。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发行了30.5万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值得叹服的是另一个现象，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演讲的人中有当时的一流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包括马克吐温。这些现象下，我们得以窥视到美国印刷媒介统治下的思想，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为例，当时的听众能够津津有味的听完7个小时的演讲，这些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听众，都是启蒙运动者的孙子或孙女。这是一个“阐释年代”，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但在电视媒介的统治下，这一切被重新定义。娱乐是电视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我们现在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姣好的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另一种现象是宗教。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精神的超脱，上帝只能充当配角。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于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赫胥黎的预言和尼尔·波兹曼的反省，都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恶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