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不同——“中国市长”的个性之路
司马中原
没有人知道
到底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次几乎无遮挡的拍摄，即便他自己会念起一些原因，我们也无从考证到底是哪些缘由分量更重地促成了这次跟访。或许与他年轻时想成为一名记者、作家的梦想有关，或许他有点野心想要记录下自己对于一座城池大张旗鼓地改建，为自己在历史中留下一点痕迹，又可能他也出自一些策略性的考量，觉得这种大拆大建中难免有闲言碎语和揣度攻击，那么，一次无遮挡的跟踪拍摄可能是自证清白的一次信心展现。
周浩凭借此部作品获得了众多大奖，但真正成就这部纪录片的其实是耿彦波。谁都知道，在中国，拍摄一市之长会是怎样的困难。完成这样一部时政人物纪录片，几乎可以算作奇迹。更何况，镜头里记录的是一座城市建设中最敏感的事件——拆迁。周浩还原了大同的脏乱差、灰霾与尘土，更重要的是，他目击了一座城市在当下转型期的急剧变化中，是如何被各种现实力道，人心力量以及隐藏逻辑所左右的。主导着一座城市向某个方向发展的各种力量是化学反应式的勾兑，这其中的各种元素配比都有着不可言说的比例，也没人知道，到底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是真正的催化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力量都在左右着我们每个人。
包括主政者本人。耿彦波确实是典型的“中国市长”，无论他的性格，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域，都是考察这个国家当下变化最精准的横切面。北上广过于特殊，而乡村又过于凋敝，大同，这个历史上曾经辉煌过，而如今日益边缘化的城市，撞上了一个年轻时做过文艺梦的现任市长。这种反应，想想都觉得无比戏剧化。而耿彦波自己也并没有辜负这种戏剧化的可能性，他用大手笔的拆和建塑造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耿彦波的处事方式——至少在影像中表现出来的那部分——混杂着知识分子式的、典型中国官员的、民间智慧的各种形态。他说他的压力都是自己驱动的，不来自上面也不来自下面。
这没有问题。是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可能激起民愤也可能收获人心的从事方式，这可能为他留下千秋万代名，也可能令他毁于一旦。但问题在于，他的选择其实就夹杂在上和下之间，下面有真正穷困的老百姓，也有借拆迁机会想多占便宜的市侩，有一些公民，有一些市民，有一些刁民，而在他之上，又有一只无形的手和无处不在的眼睛，随时可以改变和调度他的命运。他自己在面对市民的听证会上经常念叨着，“你们是主人，我是客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他一直在向自己强化，自己被动的命运，他只不过想在被动之中寻求一点点有限的主动。但即便一次次做过心理建设，他突然被调任，他自己也仍然很惊讶。
他的一纸调令让人们看到了一丝中国官场有趣的况味，矛盾统一了秘而不宣和心照不宣的双重意思。他自以为自己可以在一座城市中挥斥方遒，但实际上，在另外的人的布置之下，他本人就像那些古老城墙的一块砖，至于为什么被决定砌在哪个地方，没有必要做出过于明晰的解释。这也很中国。这部纪录片难得的地方不仅仅在于突破了一个在中国不可想象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他让市长看起来像一个真实的人，在各种漩涡当中周旋，有坚持也有无力。在会议室里他是行政长官，他可以做报告也可以对下属发脾气；在拆迁户面前，他得一边解决问题一边懂得边界，就像他对下属所说的，同情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在妻子和儿子那里，他就是个工作繁忙，每天不着家的中年男人，老婆会冲到会议室质问他还回不回家，儿子会担心地给他打电话。
他也只能苦笑着敷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长官通常是希望隐藏一部分私人面貌的。这个连表情都匮乏的群体，不愿对外公布自己的肉身和内心的复杂纹理，但这一次，《大同》中的耿彦波带着一身烟火气下凡了。很多行政体系中的工作都不具备外显性特征，而唯独拆与建，不但大张旗鼓，而且牵连着众多敏感的利益。有的人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件事，认为大拆大建是拉动地方经济最捷径的方式；有人从文化角度去看，就认为这种方式是恢复一座古城尊严的必经之路，有人则从更加灰暗的地带揣度这种行为。很多人，都只能从感受上去对一个市长做出判断，有些人感谢他，有些人谩骂他，有些人拉起横幅挽留他，这些人当中真的了解他的人可能微乎其微，人们不过都是把自己的内心投射在他身上罢了。
其实，至于大拆大建是否必要，或者功过是非，现在根本无从谈及，不仅仅因为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反观当下，更重要的是，大拆大建本身都还没来得及真正完成，一切就都搁置了。真正有趣的是，这纪录片背后那些你不知道该如何言说的部分。你说耿彦波在体制内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他不顺从吗，但他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按照规矩去做的，能做到一市之长，他肯定懂得各种力道与章法，但他真的顺从吗？他又对着镜头用超然和批判性的视角审视自己身处的这个系统。这又绝不是一个标准形态官员该有的样子。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所做出的一切举动到底是步步为营的扎实，还是走一步算一步的试探，他到底是笃定还是慌张，到底是成熟还是幼稚。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让这个人显得真实、复杂、毛茸茸，这是一部优秀纪录片最合适的人选。
也是探究我们当下社会生态的最合适角度。在耿彦波看来，对大同的拆建是必须的，他心里有一个理想当中的大同的面貌，这得到了一些人的首肯，也自然被一些人不屑。这个文化大同的梦境之中，有他知识分子气的执拗，就像他一直念叨着的巴黎和意大利，他说那些地方你不会问GDP，都是雕塑和美术，而除了知识分子气之外，也有着很多无奈的东西，你难说这种做法有没有个人的野心，按照个人意志去改造一座城池，这本身足以挑动一个男人的多巴胺。但他的命数以及大同的命数最终应和了某种戏剧化的东西，他被突然挪开，大同也突然变成了一座被改变了一半的城，城和人的命运都被悬空，这显得有一种搅拌着黑色幽默和超现实主义的尴尬和荒诞。而这份尴尬与荒诞正是当下我们的脸上经常会闪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