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的人生视景 文/ 秋遥

2006-09-24 11:03


 

      写小说的大凡都以人生为题,可所现的戏台上却是风景万殊。有惹得群情激昂的革命戏剧,有故作乖张离奇的神魔骗剧。当然这些极端的剧目仅能刺激起人们的一时之兴,人类任何的情绪都不会持久,因而时兴遂变得古旧,极端也仅成为过去的冲动。而在“为人生”的戏台上有些剧目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原因在于其中不仅有着过去年代的热情与思考,也能带给现代人以“天淡云闲今古同”的沧桑感和发现的重生,便自然勾连得千载万代的人们反复地流连吟诵。

      这为人生有人方能有作为有人生。京戏里的人用脸谱的色调差异来表现忠勇奸恶,我们的好恶情绪便随着这单纯的人物简单的故事而左右激荡汹涌澎湃了。这样的人生戏剧里嬉笑怒骂皆有所指,便是演恨也痛快淋漓,使得闷塞在生活中的人有种畅爽出气的感觉。可一旦把戏里的人生搬上现实的幕布上时,各色的浓情烈语便减淡了光彩,连真实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可见戏里人生戏外话,那些精气神儿亮烈语只能出戏言,所以和人生还有些距离。时至现代,当“人的文学”被真正搁到人的面前时,这三教九流才统统被收到文字中,我们也才真正见识到繁华人生里的戏说之言与真挚之性。抹去身形长短尊卑身份,人们的情感皆指于大同,所谓殊途同归。“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响彻古今的铮铮号子作为卑微向尊贵的质疑便成了今天为人生的思考:当神话和英雄在时代的演绎中渐行渐远时,在繁琐壅杂中生活着参差驳杂的人群在交互目光时尽管各有态度各执一词,然最基本的食色情欲悲欢情绪及面对命运时的无奈情绪大抵是一致的。繁华排场只不过是装点寂寞夜空的阑珊灯火,当夜寂灯消火殒时,我们都是平凡的。为人生大概便是从平凡人里寻出些生命的理由来佐证生存的意义。

一:在《传奇》寻找普通人

张爱玲的《传奇》与许多小说一样都是在人生中寻求:“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寻传奇是为了让看客觉得好看、能吸引人;寻普通人则意味着悲悯、宽怀、众生平等。“几千年来,无数平凡人失败了、破灭了、委弃到尘埃里,但也是他们培养了人类生存与前进,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他们以失败和破灭证明了人生爱。他们虽败于小敌,但和英雄败于强敌,其生死搏斗同样是可敬的。张爱玲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动者,便在于此。”

《传奇》中最引为传奇最刻毒的人物要算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尽管她的个人意愿早在与姜家这样的大家门户攀亲联姻时被扼杀,死灰复燃的恋爱欲也一直被姜家公馆这个小社会所辖制,到后来各立门户时又被长期夹束着她的黄金枷封牢,可在当时环境下让她去谋求妇女解放显然是滑稽荒唐的,她已然在重压下扭曲了人格,变得不可理喻便要泄欲便要报复了。尽管她不加选择的荼毒她身边最近的亲人,然作者并没把她描写成歇斯底里的恶魔(那是用来描写有着阴怖氛围的童话故事的笔法),反而在故事攀到颠峰时未匆促的收笔,则是换了个视角让人纵览天地之壮阔,看人性之起落,有意识把罪恶淡化为悲凉。在写到七巧把自动上门的季泽赶走后攀爬上楼立在窗边,“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阵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地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这恰如沉沉夜里划亮了根火柴,在你漆黑的眼珠里绽开了朵花,宁静、眩目、热烈,直到在你手里殒逝的那一刻,还以通透的红向你微微一笑,醉人的消逝。其中没有煽情的蜡泪,只有纯净的遐思。如此看来七巧的故事里似乎不单是罪恶,更有怅然的苦涩在其中。这样的人有病态的疯狂,也有人性的复苏。可她的生涯还是为人所鄙屑厌恶。她原以为自己可以用青春和肉体换得财富和荣耀,原以为物与物的等量交换能弥补精神上的缺失,便只朝物欲这方面算计开来,却忽略了自己身为人身肉心,陷入泥淖才发现悔之晚矣。于是便开始了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没完没了的是非挑拨,却仍然于心不甘,便暗地里与小叔子在展开了一场苟且而猥琐的拉锯式恋情。“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当初她为什么要嫁到姜家?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金锁记》的象征意味在此陡然明晰起来,她是用金子锁住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她虚无的精神里只有抓牢这点靠命挣出的黄金才能苟存下去,她的爱早已在自己的欲念和他人的亵渎中扭曲变态了。七巧的一生里有荒唐的罪恶,同样也有无尽的委屈。在这个面目疮痍遍布荒凉的躯体上要玩味出生命的意义很可能让人绝望,可这个传奇人生里却有着普通人的爱怨嗔怒与难言的尴尬苦楚,她的凄厉在快要终结的那一刹那,才有了让我们眼热心酸的答案:七巧在“十八九岁作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他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由此看出《传奇》旨归于平凡简单,传奇的人生里大抵都有着平凡的理由或意义,其中没有训导只在悲哀。

二: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传奇却旨归于平凡

如果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的典范,那么《倾城之恋》则是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的传世之作。其中女主角白流苏是那个年代没被革命意识启发却因迫于生存在传统意义上叛逆的女性,在人眼中只是一个为了谋婚求食而委作他人情妇的一个女人而已。她所在的家庭被蛀空的不仅是院里掖藏着得金银,其中肃杀的空气更消磨了一代代清水目、桃花面,所有的一切在时光的浸淫中蜕变成锈蚀的铜绿--暗淡腐朽、死腻的色泽。流苏的逃离不仅是受不了穷酸哥嫂的讥眉怒眼,更甚的是原本作为家的精神皈依的母亲也已无力负担女儿的悲怆,退缩到私己的俗世中了。“于是她走了,怨愤的、凄然的、喜悦的”。她所要面对的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是个懦弱颓废的人。因为柳原根本就怀疑人生厌倦生活。让一个悲观至上的人去担当责任履行道义时,他们唯一的行径就是卸担奔逃,承受不起生命之重。在从“浅水湾饭店过去的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坏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也许我对你有一点真心’。”这真真道出了至理衷肠,可却不是一个谋婚女人所愿意听到的。在流苏眼中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负责任寻找借口借以开脱。流苏出离家门指靠的对象便是这样一个浮萍浪子,两人的关联全在现代交际舞那种一进一退以进为退进进退退的舞步间收缩展开。原始张致奔放的爱也只限于萌生在被如血夕阳染红的高粱地里。人类文明进化到十里洋场时,爱情需得靠做作的眼风和机敏的头脑巧取,人也就可怜到了极点,只有活到相互的猜忌和怨忿中去。真实的东西被浮文掩盖了,连流苏那点浮动的情绪也都隐得没了影。可就在这起起落落揪心闹肺的麻烦和纠葛中,烦恼和委屈还是细细密密不绝如缕地从字里行间渗出来,化成一大片墨渍沉淀在纸页间:是许多女人的凄楚和悲哀。为了挣得生的权利和被爱的资格,她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用色耗神忍气吞声来换得一段并不长久的爱情和步入婚姻殿堂的门票。对于流苏来说妙在城倾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点。也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这是个十里洋场中一对普通男女的传奇故事。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声色光影等耀人眼目的东西一下子变得不堪中用,千万的死亡与痛苦之中却滋生出了一段貌似喜气的姻缘,使得正在压抑危难中的人们不得不引以为奇。

凡间的传奇大抵有机缘巧合之说,但就在这凑巧的时机中,在这好似喜剧的收场里,机智伶俐不过是双方进退的筹码、赌注,彼此间稍末的真情被精刮的算计打掉了边沿棱角,只剩下圆熟无骨干的肉身了。可顷刻间的倾城,仓皇匆促间让一对男女褪去了绮罗衫裤,还原了史前男女的身形面目,在旷冷的时空中,还是“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妇”。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希腊神话所述:当天父宙斯降怒于人间,大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几乎人类所有的情绪在滔天的洪水面前统统覆灭,这时只有诺亚方舟载着一对孤单的男女背朝着家园的方向驶去。这对夫妇面对着漠漠茫茫的原始天地充满了惶惑敬畏,当然神话是按神的意旨给无知的人指一条通往未来复兴之路,然而惶惶天地间只有两人相视而立时除了真情也就无他了吧!当然流苏柳原的生命力没有原始先民那般顽强,对生的新意也仅限于倾城后的苟延残喘,可褪去浮文,我们只好这样活着。《倾城之恋》传奇的结局里仍然继续着传奇的哀乐生活,《传奇》依然为平凡而作。

三:《传奇》中光影黯淡的人物角色

中国近代社会里的封建遗少大凡被描写成这样一副形容:苍白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镜片下的眼睛永远在失神和怀疑之中,有着人之将死时瞳孔放大时的绝望落寞,骨瘦伶仃的身体上总晃荡着一件丝质长衫,可衫袖里的两只手永远无所适从地垂摆着,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由别人的手帮着他们吃饭穿衣,所以他们的手便是附属的装饰物,用来表现他们不残废的完整。

张爱铃笔下的长白便是此副形容,靠着抽鸦片养脂粉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在他恶霸式的母亲之下永远怯懦着偷偷摸摸地干一些他母亲并不以为然的事情。因摄于其母之威严,便苟且着取悦这个变态妇人的下流与粗鄙,生生把自己的结发妻子逼到了礼教最尴尬的缝隙间,便是守了妇道,也成了众人眼里的破落户。然他不理会芝寿的痛楚与难堪,“末后他会坐到床沿上来,耸起肩膀,伸手到白绸小褂里面去抓痒,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笑。他的金丝眼镜上抖动着一点光,他的嘴里抖动着一点光,不知是唾沫还是金牙。他摘去了他的眼镜”。芝寿生命的完结对他来说不过是花些银子费些精神尽到了礼数与规矩,为此他不必大伤肝肺来承受一个亡妇之夫应有的哀悼。也许鸦片能减丧人的感觉感官感情意志。生命被如此荼毒又相侵别的生命,有意无意之间便有车辙压过去留下的痕迹,存于文字里活在生活中,冷酷也究竟真实。

同为遗少的周萍亦是这样一个成日里打着哈欠精神萎靡的人,让这样一个人担当《雷雨》中的轴心人物显然是令其负累不堪的。但较之长白,他似乎多了重光影,因为在他身上能看到爱欲起伏的涨落和思想挣扎的痕迹。当隔辈的畸形恋爱与阴差阳错的乱伦降临在这个空幻的躯壳上时,离经叛道一时的快感变成无穷无尽的悔恨。不过这样的悔恨是自私的,他所要求的爱只在通过一种索取的方式来满足精神空虚的匮乏与身体的欲望。而心里的满足并不意味着完成,实际上是变为犯罪后的自我苛责。他不敢面对蘩漪恣肆放任的爱,他怕这种爱一发不可收拾时会把整个家庭秩序统统颠覆,他怕他所习惯了的安逸和虚假的平和被彻底摧毁。就是这样一个不敢正视现实而又不甘承认自己懦弱的人,如同深陷泥淖的人为了挣命只在慌乱之中抓住可以让他见到光明的东西。可对于这样的人,光明只有一刹那,接下来还是漫无边际的虚无。人是需要自我拯救的。他与长白的脊梁不是用来站立的,而是用来依附的。生活并没让他们承受衣食窘迫与病痛折磨,他们是精神无力支撑躯体空幻的产儿。他们的沦亡让人觉得并不怎么可惜,但他们的存在依稀让人觉得愤怒,怒其不争。他们的存在便是悲剧,悲剧性便是他们存在的佐证或意义。

      与这两人相比,《家》中的觉新则是个不怎么甘心作遗少却被迫成为末世的封建遗民,他的悲剧有了更多宿命的意味。只因他不是个需要寄附而生的人,却是个被巨石压倒的猢狲,而且只能承受生命之重、生世之重和生活之重。他永远是在成全家庭之中委屈自己--断送了爱情,丧妻失子,被人误认为生就一副隐忍客气的面容。作为长子嫡孙负担家族兴衰存亡的使者,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应该是举重若轻的。阖家大小的琐事总由他不容推辞的承揽过去,事事成全他人,觉新委屈得没有了立锥之地,他也便在重重的训教和礼法重压下缩身凝形,委实成了一个影子而没有自我。比起长白周萍来,无意中更显得凄清落寞。

      而当时也有没落的封建家庭为了趋流赶潮合时宜,甘愿把自己的子孙推入洋派新式的社会中历练一番,好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让镀金的洋博士从此有着不凡的命运和如意的人生。《围城》中的方鸿渐尽管以假冒真是个羊头博士,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博士自居来谋生求福。可这样一个闪亮的身份并没让他的爱情、婚姻、事业从此无限坦荡,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眼光谈吐也并未在他的仕途上起多大作用,却只在颠簸着来去的人生途中从一个骄傲的博士沦为一个风尘碌碌的失意人,走进了家门却找不到归宿的房客而已。此时的方鸿渐轻若浮尘,他承受不了幻想与现实的差异,在混乱无迹的生活中他找不出明晰的思路来排除生活中诸多的麻烦,既困窘于人前又愤怒与人中,可背着立在人后面对自己时更茫然无措,此时被放大的是虚像幻影,而他本身渺小到无自知之明自持之力,人身人生被困惑茫然笼罩了。

      上述几个出身大抵类似的男子各有其不同的命运。《金锁记》中的长白只在贪欢作乐中寻求麻痹而少了人情人味;《雷雨》中的周萍多了些无常情绪便少了些任性偏执;《家》中的觉新一味退缩忍让结果落魄终生;《围城》中的方鸿渐多了些偏颇不平却总失意落寞。但究其命运沉浮他们大抵不过是晃晃月光下浮动的影子,这影子随着风刀霜剑、光华消长或凌乱或沉默,而当赤朗朗的旭日临照万景时,这些影子便渐消渐隐地睡过去了。因为他们从不据以“力”争。

      那个年代此类的男子是这般角色,那么那时的女子是否又多了几重更值得怀悼的意义呢?

    《花凋》中的川嫦也是个朽亡家庭里柔弱的女子,故事的开头便让人看到了一个美丽生命的谢幕之后碑阴上撰制的墓铭:“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人的心底。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读罢即便悲哀令人伤神却也引人对这无限的美与纯净翩翩而思吧!可“全然不是这回事”,川嫦有限的生命里如果有一束生命的光泽,那么便是她没得病时的脸庞“偏于瘦削,峻整的、小小的鼻峰,薄薄的红嘴唇,清炯的大眼睛,长睫毛,满脸的颤抖的灵魂,充满了深邃洋溢的热情和智慧,像《魂归离恨天》的作者爱米丽·勃朗蒂。实际上川嫦并不聪明,毫无出众之点,她是没点灯的灯塔。”少女时的她在衣着装饰方面总在姐姐们的讥呱声中闷闷不乐的拣拾上几件过时的衣袜裹在身上,相亲见面时对起初自己并不太中意的人也因为被人家的爱慕而感化。川嫦心中那一点微芒的自主全是被动变成的习惯,一个美丽却任人摆布的形体。可这点还可以忽略过去,可后来的川嫦由肺病折磨得长期卧床变成了骨痨。如果说香消玉殒是瞬间而亡,那必定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可惜川嫦的消残并不争气,“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的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她的病拖跨了她未婚夫的细致耐心,拖跨了她父母疼惜女儿的那点本质心肠。“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个拖累”。她的存在对于他人来讲只是想除去的心口上的一个包袱。“从小不为家里喜爱的孩子向来有种渺小的感觉。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的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着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长安也是个看美丽过往于眼前而无力争取的女人。因为从她懂事起便已知有这样一个泼悍辣毒的母亲是命中注定,无法躲开更无法丢弃。母亲在她心中不是意味着慈祥安宁而是噩梦缠身。正值她做梦的年龄,七巧便毁了她与同学交接时那种单纯愉快的情谊,阻绝了她向上爱美的心。“半夜里她爬下床来,伸手到窗外试试,漆黑的,是下雨了吗?没有雨点。她从枕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的吹起来。犹疑的, ‘long long 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地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声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状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了口琴。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原来美丽竟如此哀伤,因为它无力挽留却永存心底然后消逝在这惶惶的青天下、白日里。现实嘲弄了感伤。

      长安变了,不但眉眼紧俏处有似当年的七巧,连言谈举止都如出一辙。而长安还没被小公馆里的鸦片烟雾彻底熏毒时,接着便有一段温婉恬和的爱情开启了长安的生命之门,这便是童世舫的爱悦之心,“觉得长安有点楚楚可怜的韵致,倒有几分喜欢”。在两人订婚之后,“长安遮遮掩掩竟和世舫出去了几次。晒着秋天的太阳,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和移动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寂寂的回廊。”还有什么比这更畅然惬意的呢?“有时在公园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灿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荧荧飞着一颗红的星,又是一颗绿的星,长安带着星光下的乱梦回家来,人变得异常沉默了,时时微笑着”一个女子最欣悦的无非就是身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相携着走进喧嚷的人丛中,走出寂寂的生命里吗?然而美好的注定是回忆,七巧无由来得把自己一腔子怨毒像泼狗血般地淋到她女儿的脸上,就此长安已无颜面以对童世舫和悦的笑容。她想就此打住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结束她的姻缘,可七巧偏偏放任她的横泼强加于人,不仅荼毒了她女儿而且也令其他人倍加羞辱难堪。长安在她母亲给自己的姻缘上加了一个恶俗的尾巴之后,当下既无愤怒,也无悲恸,只静静地跟在世舫的身后把他送了出来,“她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淡黄色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上去,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一点的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 她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没有“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动魄惊心的景象,亦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相守如一的誓言。这些美显出得是悲壮,正如作者所言:“悲壮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他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的。”而长安的凄楚柔和是苍凉的,“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对照”。这其中有宿命,更有生为人的切痛与哀思。长安没有据以力争,可让人觉得她更像我们自己。

      因而《传奇》之长在于描绘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人生伦理的同时,还采撷一束阳光分送到那些光影早已模糊的传奇人心里,分给他们片刻的美丽,人也便树立在这个世界上了。

      上述的人物大凡都是在人与人性情的起伏勾连中完成了一个个传奇与人生。而张爱玲《传奇》中几乎皆指于食色,所谓罗曼蒂克的精神、张致机警的谚语等人类一切惯见的作为皆谋于食、慕于色、近于利欲,有着《金瓶梅》中人物张狂的利欲观念。由此,物欲是作品中人物行为的目标指向。但传奇中的人物除了曹七巧,其余在性格上远不及《金瓶梅》中的人物刻毒放任,相反人物的行为全然退避到眼中心里,心理活动加强了,行为却急剧弱化了。也使得以物为念以欲为本的人物行为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便是曹七巧那样极忿的人物,把“牙根儿都迸得酸楚了”,也还得隐忍着,并没使自身直接疯狂起来。而是“用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在似睡非睡的烟铺上用沉重的枷角劈杀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可见曹七巧是意态上的疯狂。《倾城之恋》除柳原外几乎各个角色都冲着惯性的物欲观而左右自己对他人的情绪和态度,全篇无复情而言。人物在行为态度上的收张也是碍于教化的束缚和他人身份的起落。柳原由于自身所拥有的财富及地位用不着顾及他人看法,他性情无常是源于精神上的破败,而统统指向虚无。当传统的精神秩序打破时,一切混乱不堪而存于似是而非的平等之中,人的存在非但没有真正举案其眉的敬意,连坚定和执着这样令人尊敬的如火如荼的信念都不复存在,那虚无便像黑夜引人沉寂。由此而现:情是浮面的,因为人类任何的情绪都不会持久,因而张爱玲在作品中即便描写热闹也荒凉无比。人与人之间微而芒的机锋、嫉妒、小气反而犀利深刻,也只有过往岁月中留下的痛楚,短暂相拥时刹那的清醒和漫无边际的寂寞虚浮才是真实生动的。拿她的话来说:“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进到讽刺,喜剧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意思,粉铺现实,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阶段,可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只感伤之外还有感情。”在她作品里所描写的人性的起落便是最让人神思最耐人寻味之处。

四:拓大了的人生视景

《传奇》里的故事多是以描写人物见长,使人感动者不在于惯见的生离死别等人之常情,而是直接逼视人类的生息态度,直视人性。那么浩浩天地漫漫时空中,人究竟是渺小的,挣脱羁束的愿望源于对自由的渴望。但究其力量,终究如一草芥,有其抗拒不了的生离死别、兴衰存亡、旦夕祸福及恒久而唯一的寂寞。但与其说性格是其生存下去的内因,命运则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上帝,由它统摄过去今生及未来。它是古希腊顶礼膜拜的至尊,而今天的人们依然为它所迷惑。只是暮日将至它才分外敞亮起来,让人明白生命在烦琐、欢欣、悲吟之间还有平静,刹那的一刻成为为永生。人不只在平凡之后依然平庸,也还有生与息的交替轮回。新生与死亡同样令人敬重,它们是并行不悖顺其自然的。它们之间的过程虽永远处于一种纠葛错杂的矛盾之中,但它们证明了生来死去,所谓的是非已无力干涉它们必然存在性。生命有其自成的图案,便有其自成的光彩,它们是认真的。

      张爱玲在《留情》、《桂花蒸阿小悲秋》及后来的《半生缘》等作品中便有着被拓大了的人生视景,把人性逼窄的一面放入宽厚的人世中,此时的人物便少了几分刻骨,多了一些人间情味。

    《留情》中的米先生已经从无数的风波中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安静的年龄走入了安稳的家,肥圆的肚子、和平稳的步态已象征着充实安详的情态,但决不意味着完满。只因人是从过去走过来的,过往岁月中揪心的烦恼和丝丝蔓蔓的牵扯像是被蛀空了牙的神经,偶尔的碰触还会引起阵痛,那痛楚比起而今的安宁更有切实锥心的感觉,是实实在在自己的。“米先生仰脸望着虹,想起她的妻子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过的悲伤和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如此说来平凡世上的凡人的存在有伤逝有回忆有珍重便是美而凄怆的,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桂花蒸阿小悲秋》看上去讲的是一个苏州姨娘作女佣时的家长里短,但里面却隐着一个大大的人生。风雨琳琅的都市里阿小卑微而独立。一面卑微地做人做事还要维护那丁点做人的道德与尊严,一面独立地挣得自己生存的口粮心中却有数不清的孤寂与难堪参杂其中,然而忙忙碌碌的阿小一面数落着抱怨着她那“不干净”的主人哥达儿,却还要尽着心力替主人洗衣服整房间,更帮衬着还不如她的姐妹们。在故事的结尾,她发现楼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皮与核,她还忿忿不平地想着:“天下就有这些会作脏的人,好在不在她的范围之内。”这仿佛大地之母,有着关切的爱的意味。这是个能让人嘴里能淡出鸟来的故事,其中淡化人性的起伏勾连和命运的潮起涨落,却只有映照现实时的悲悯情怀。生活中的阿小无人怜惜亦并不怎见得要人怜惜,可她却在那个有着等级身份差异的社会里用琐琐碎碎的情怀关照着她主人的衣食起居及她身边人的冷热寒暖,而人性的尖利也在朦钝的爱中淡化下去。化成“桂花蒸的夜,像厨里吹的萧调,白天像小孩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

      张爱玲在后来写的小说《半生缘》中更侧重于把写作的倾向从对人性深度刻骨的描摹融入人世兴衰迭变的大舞台中,把幽冷苍凉的色度换为凄清中透出秋阳暖意的淡而意味深长的色调。无论这些改变是源于何等的原因,这倒近于作者后来一直所追求的创作风格:语出平淡而近自然,即从人性逼窄的圈子里放达出来,重温一次生活。

    《半生缘》主要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恋至分离的悲欢故事。但无一例外故事是没有结局的,和生活一样,不由得你有任何的情愿与否,日子还要过下去。因而故事里的人物还是因为这继续下去的生活无奈、妥协、顺其自然而听天命,这是否也意味着对生活宽容的态度?总而言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有意按捺着人性,使人在纷扰的现实中起伏跌宕,能看到人如何在沉沦中亦可以无所凭借失魂落魄的地活下去。十八个春秋大约可以使人性中的尖薄锋利磨钝下去,人便能够穿透纷杂的世事体味现实的辛酸甜暖。与其说苍凉是对人生敏感透彻的态度,那么沧桑则是经过重叠的苦难之后满面风尘的微微一笑。人看透了会讽刺会玩世不恭,而看淡了却会平静恰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曼桢是个对生活期许并不过高的女子,与世钧两情相悦时的会心一笑是她一生中最美丽的写照。即便是在写信时用得平白的文字,也能表现出最深挚的情谊:“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个人。”可誓言是最容易让人沉默的。这种沉默有时是心领神会的动人一笑,可更多的时候是面对命运捉弄时尴尬的表情,因为人生从来都是有决心亦有宿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挡不住“死生契阔”这横贯历史今生及未来所有人们无法挣脱的命运,因而人也只好在这虚浮的生里挣扎着抓住些可以慰藉自己自私、懦弱、寂寞的情或是物,靠些没由来的借口搪塞自己,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便也成为自己活得正当的理由,借得一席之地并不泰然地活下去。当曼桢从平稳中跌入了祝家公馆时,噩梦便开始纠缠余生,不可理喻荒唐的欲望一旦在自己身上实现之后,他人除了谈几句愤慨之言别无他物,人还得靠自己活下去。“两人在后来的十几年后在早先经常踏过的木楼梯上再次相遇,隔着在光影里沉浮舞动的灰尘,平静地打招呼说:‘你还好吧。’一场永不重来的错过就在平静的问候里等来了结局。时间不能倒流,命运不能逆转,所有散失时的焦虑绝望和以后生活里的撕心裂肺都沉到了底层,波澜不惊。两人来到一家嘈杂的小饭馆,热气腾腾,人影重重,两人在这世间的热闹里拥抱,此时的拥抱已完全不能改变各自的命运格局和生活轨道,隔着一万种不可能,一直冷静的曼桢开始泪流汹涌,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过去的信誓旦旦也只成为相见时几刻钟的感触,人性融入这人世的时空中只有相互的歉疚与包容。由此而来,张爱玲的作品里不只谈人性更在体味人世。

      总的来说此篇主要是对张爱玲作品里的人生视景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出含浑世界中的冷漠,跋扈性情中的辛酸,无常人生中的执着及凉薄世情中的荒诞等这些周围生活中我们熟识却漠视的世态人性,据此来说明人类在前进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流于大同的人性及趋于平凡的命运走向,结此说明卑微人生中同样有值得尊敬的意义:在生息轮回中交替中,无论以任何方式萎灭下去,但在其变化发展过程中是认真的,有宿命亦有爱意,与生死两端相比同样可敬。这便是张爱玲作品中所能带给人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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