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研读“问学”篇中辛丑年部分的内容。
结合年谱，辛丑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公三十一岁，查年谱得知曾国藩二十八岁殿试通过，朝考一等第三名（后宣宗拨置第二名），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正式改名为国藩。
（据考，曾国藩乳名宽一，读书时取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字伯涵，自号涤生，1838年中进士后始改名国藩）。
正月：深夜文正公考虑把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钞记，但是尚未整理出头绪，对照这一个月。曾国藩入大内，随班贺朝。初十偕同乡京官至淀园递折谢恩。同时，去年因琦善查办英国兵陷定海一事不利被革职，并授命相关人员对抗英军进军虎门之事。
二月：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原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此处月无亡通假？可能是错字）
闰三月：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以成为一等人物为目标，刻苦勤奋，奋发向上。因为古时人比较相信上天会嫉妒有才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不会让他们轻轻松松走到成功的目的地。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须要认识到这些磨砺是上天故意挖的坑，是弯路，也是出路。如果不能熬过这些磨砺，那么弯路就会把人引向与成功相悖的方向；如果心能经受住这些刁难，路即便再弯曲都会通往成功。这个可能就是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吧。这既是他的自勉，时时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励友朋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做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
七月：公至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和读书之法。先生作了如下几点建议：
1、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2、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
3、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经济不看外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4、近时河南倭艮峰（倭仁）用功最笃实，每日字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5、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
6、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
7、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诗、文、词、曲）亦无所难。
8、治学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
（“镜海先生”指的是唐鉴，字粟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曾国藩的湖南老乡。此人曾任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他“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曾国藩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写到：“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
曾国藩第一次知道唐鉴，应该是在道光二十年，这一年道光帝闻知唐鉴学养深厚，内召他为太常寺卿，作为朝廷各种大礼的掌门，唐鉴常在皇帝身边行走，也深获道光帝信任。
已决意改过换新的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到唐鉴所住的碾儿胡同登门拜师，已过花甲之年的唐鉴见其谦卑好学，非常乐意地收下这位同乡后辈作为门生。从此师生间开始有了往来。唐鉴也常常亲至曾国藩住处。）
（乌齐格里·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又字艮斋，蒙古正红旗人，1829年进士，在曾国藩拜师唐鉴之稍早一点，倭仁已拜师于其门下，弃王阳明之学而改宗程朱，尔后成为晚清一代理学家。同治年间，倭仁作为“三朝元老”参预朝政，作为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后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听到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后来与倭仁订交，不仅又多了一个同门师兄弟，而且在以后的官场，倭仁对他帮助很大。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一部分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只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令士大夫折服。）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这是一个阴雨天，也是曾国藩这个月难得的一个晏起日。这一天他到胡林翼家问他哪一天送其父亲灵柩归湘，顺道来拜访唐鉴。这一天，师生之间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曾国藩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为何？
唐鉴回答：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恰好曾国藩刚买下这套书，于是赶紧细问。
唐鉴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
在谈话中，唐鉴还透露他生平最喜欢读《易经》。曾国藩后来对《易经》的喜爱也源于此。
曾国藩继而请教为学之道。唐鉴回答：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曾国藩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
唐鉴回答：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唐鉴说到这里，顺口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倭仁，字艮峰，河南人。说他用功最笃实，每天自早到晚，一言一动，坐作饮食，都会记下来。或内心有私欲不能克服，外有不及检点者都记出来。
唐鉴曾经告诫倭仁，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所谓闲邪存诚，语出易经乾卦文言传，闲，是防止、禁止的意思，也就是防止邪恶，保存真诚。) 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然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但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
唐鉴将教倭仁的话又说给曾国藩听了一遍。这一天，曾国藩自感收获极大，“听之，昭然若发蒙也。”这当是曾国藩的真心话。
他对劳崇光说：“此前所涉书籍，无一非欺人之言；所为高谈古今，无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雨”。这一次的相见，真可谓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思想不变，行动就没有根基，努力也没有方向。
辛丑年的问学日记，虽然短短半页，却是曾国藩成为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真正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曾国藩于此内外并困、身心交瘁之际，得遇唐鉴指点，不啻开一新境。此前各种学问，探得其根，乃判然各归其所。寥寥数语，唐鉴将天下学问归结为义理，将义理归结为反身戒欺，于纲目则归结《朱子全书》。这成就了曾国藩思想变化的基础，从此他将人生理想由升官发财改为学做圣贤，并在道光二十二年（32岁时）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闭关修炼，实现了第一次脱胎换骨。经过长达十年的持续修炼，他在意志品质、学问本领、官位事业上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