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作者：叉少。
邓伟把相机推到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离他的拍摄对象钱钟书只有0.45米远，钱先生没有丝毫紧张，竟然在镜头前微微地笑了。快门声响，瞬间定格为永恒。
一星期后，看到照片的钱钟书对邓伟说：“这就是我。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微微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回到家，一头雾水的邓伟跟表姐说，这位老画家光给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对我的画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邓伟父亲笑着说：“要向老师虚心学习，这是缘份！”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岁的邓伟还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微笑的老头儿可不止是画画的“英雄”。生于1907年的李可染，九岁时已被人上门求字，十三岁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十六岁入刘海栗所办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二十五岁创作《日本侵华史》，三十五岁所作水墨写意画《牧童遥指杏花村》被徐悲鸿订购，四十岁拜齐白石为师，并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的评价。
〓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邓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有一天，老头儿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邓伟背诵苏轼的《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后来的日子里，邓伟已经记不清自己给老师背过多少遍《留侯论》。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篇古文对老师的意义，当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为“黑画”，所有展出的画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压之下，他的高血压一度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只能用笔和家人交流。
所以，给邓伟讲《留侯论》开头那几句话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过，当一代大师只能向一个高中生宣泄时，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系里给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照相机，他拿着相机到老师家里“显摆”，给李可染拍了好几张肖像照片，洗出来被很多报刊要去发表。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一位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在厚厚的名册里，给邓伟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冯友兰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帮”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连手上的烟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艾青问他，“你拍了吗，我希望读者们只看到我写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的这张例外吧。”
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获得了第6届香港金像奖评选的十大华语片第八名，老同学张艺谋多年后还对他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最快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闪耀，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1988年，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邓伟独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也在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肖风他们看见山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全剧组都等着这个人走出视线。
过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风把长焦镜头推上去一看，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像是邓伟，赶紧把导演叫过来：“军钊，你看看像不像邓伟？”导演看完惊讶地说，没错儿，就是邓伟。毕业后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都蒙了，拿着剧组的大喇叭朝着千米远的地方喊邓伟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邓伟隐约听见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惊，登山前当地森林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遇到偷猎的人，他们会先用喇叭喊，如果对方不停下，他们就会开枪。邓伟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把我当成偷猎的了，马上拼命地回应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后沿着雪线走了下来。
看到下来的人果然是邓伟，肖风和军钊都迎了上去，满脸不解地问，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嘛呢？你不是有病吧？邓伟的回答逗笑了提问者，也逗笑了在摄影系同学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人，他说“我在磨练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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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作者：叉少。 叉烧往事，专注于发掘旧时光中的闪光时刻。这里写的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故事。时光是个魔术师，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历史和人生走向。
邓伟把相机推到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离他的拍摄对象钱钟书只有0.45米远，钱先生没有丝毫紧张，竟然在镜头前微微地笑了。快门声响，瞬间定格为永恒。
一星期后，看到照片的钱钟书对邓伟说：“这就是我。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微微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回到家，一头雾水的邓伟跟表姐说，这位老画家光给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对我的画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邓伟父亲笑着说：“要向老师虚心学习，这是缘份！”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岁的邓伟还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微笑的老头儿可不止是画画的“英雄”。生于1907年的李可染，九岁时已被人上门求字，十三岁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十六岁入刘海栗所办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二十五岁创作《日本侵华史》，三十五岁所作水墨写意画《牧童遥指杏花村》被徐悲鸿订购，四十岁拜齐白石为师，并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的评价。
〓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邓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有一天，老头儿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邓伟背诵苏轼的《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后来的日子里，邓伟已经记不清自己给老师背过多少遍《留侯论》。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篇古文对老师的意义，当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为“黑画”，所有展出的画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压之下，他的高血压一度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只能用笔和家人交流。
所以，给邓伟讲《留侯论》开头那几句话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过，当一代大师只能向一个高中生宣泄时，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系里给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照相机，他拿着相机到老师家里“显摆”，给李可染拍了好几张肖像照片，洗出来被很多报刊要去发表。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一位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在厚厚的名册里，给邓伟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冯友兰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帮”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连手上的烟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艾青问他，“你拍了吗，我希望读者们只看到我写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的这张例外吧。”
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获得了第6届香港金像奖评选的十大华语片第八名，老同学张艺谋多年后还对他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最快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闪耀，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1988年，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邓伟独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也在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肖风他们看见山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全剧组都等着这个人走出视线。
过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风把长焦镜头推上去一看，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像是邓伟，赶紧把导演叫过来：“军钊，你看看像不像邓伟？”导演看完惊讶地说，没错儿，就是邓伟。毕业后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都蒙了，拿着剧组的大喇叭朝着千米远的地方喊邓伟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邓伟隐约听见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惊，登山前当地森林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遇到偷猎的人，他们会先用喇叭喊，如果对方不停下，他们就会开枪。邓伟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把我当成偷猎的了，马上拼命地回应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后沿着雪线走了下来。
看到下来的人果然是邓伟，肖风和军钊都迎了上去，满脸不解地问，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嘛呢？你不是有病吧？邓伟的回答逗笑了提问者，也逗笑了在摄影系同学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人，他说“我在磨练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END-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作者：叉少。 叉烧往事，专注于发掘旧时光中的闪光时刻。这里写的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故事。时光是个魔术师，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历史和人生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