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致富事件

我的父亲属龙，虽然他年近60了，但也曾经年轻过，遗憾的是，一件特定事件造成了他对年轻时代的不那么满意。

祖籍湘潭的父亲26岁走出家乡，那个曾以产陶罐而名的小村——罐子窑，从此与我青壮年时代的父亲仅在春节时期才发生联系，而这联系通常以父亲在经过长途火车——换汽车——换船——步行的长途折腾后，以“老子再也不回这个鸟地方”而愤怒结束。

2008年的“两型社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了父亲与出生地的另一种联系，三市变一市的企图不觉中改变了数以十万计人的生活。昔日的山村因为地处三市中心位置成了香饽饽，高尔夫球场、新兴园区、房产项目纷纷在一夜间成了照射此地的朝阳。罐子窑更因为临近兴建中的台湾工业园开始了大幅度的征地拆迁，我的叔伯辈在拿到第一笔征地补偿款以后，和乡邻们一起陷入了一轮轮加高楼层扩宽屋面种树修池的疯狂。父亲耳闻目睹了这些疯狂，几分后悔自己年轻时的出走，“哪里想得到一夜之间，城市户口成了屁，农村户口成了俏货。”

在我的三位堂兄之中，一位在深圳打拼了十数年之久，身无长物浪迹天涯，他与我的父亲一样概叹努力工作不如一时机缘；他的哥哥在这一轮湖南的城市“革命”当中，承接了9个工地的包工业务，风生水起；弟弟抓紧时间把媳妇孩子的户口问题全部解决了，边教书边等着哪天拆房子分钱。据传要往小村修的沿江风光带，促使更多村里的年轻人在抓紧盖房子、买车子之余闪电结婚、闪电生子、闪电学赌、闪电负债数十万，而女人们，则未婚的拖着不结婚，已婚的则出尽百宝试图将户口迁回娘家……

在父亲家乡发生的这场剧变，并没有出现类似宜春这样的悲剧，没有人死亡，没有人哭泣，更多的是一种平民百姓一觉醒来发现被钱砸肿了头的狂喜，而在掉钱的周边区域，更多的人早早躺下，等待自己成为下一个被砸肿头的人。

有人评说他们愚昧，不思进取，毋庸置疑地是，这是一个开始变得成熟的国度，在城市化进程这一能带来巨大财富机会的推动器面前，制度开始学着与这些自命为“草”的普通人利益均沾，将蛋糕上的一些碎屑留给了这些曾赖土地为生的农民。这是时代的进步，是民主的进步，也是法制的进步。唐福珍、钟如琴们自毁肉身的方式见证过的城市进化史，似乎已经超脱滴血的原始阶段，他们不必点燃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失去的那些而争取什么。而他们失去的那些，在争取的那些没有到手之前，已经鲜明万分。

城市在改变自己、扩张自己的同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数百年稳固不变的传统生活与传统价值。和明面上的赌局类似，身中这场变革之中的人们开始将生活统统归结为一种赌博，运气成了他们理解一切的关键，征收与否成了日常生活的唯一底牌：征，则万事大吉，不征，则打回原形呜呼哀哉，至少曾经及时行乐。很少有人考虑过未来，很少有人关心征收过后，失去土地的自己如何在庞大的城市之中，在这座房子均价已破六千的城市之中，重新构建自己的一院清秋代代安乐。而我的父亲，及那些与我的父亲一样，走走走出了家乡的前农村人，必须学习接受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偶然性致富事件。